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启示

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皇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儒学经学化的方法途径,儒学经学化的社会效应,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学自身经世的特性,反映了学术必须为社会服务,才具有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因而儒学经学化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魏晋南朝九品中正制与皇权政治

魏晋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发展与衰落都与皇权政权密切相关。九品中正制在发展过程中,走上了与门阀士族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并服务于门阀政治。然而,皇权一直对它顽强地发挥影响与作用,并最终在皇权的作用下不得不走向衰微。魏晋南朝时期,尽管门阀大族努力经营自己的政治模式,但皇权政治仍然是社会历史的主线。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原儒"、"真儒"、"后儒"、"今儒"四个阶段。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从伦理的角度为皇权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撑性的文化理念,也是谏诤良臣规范君权的道德支点,更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文化工具。儒学曾被当作改革的理论依据,但历史上借儒学进行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另外,儒学还是革命造反的文化资源。儒学的多重文化功能,增加了其在传统文明中的文化生命力。     

儒学人文精神在经典文学中的传承及其当代意义

承载儒学人文精神的经典文学整体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其中蕴含的乡国情怀、亲情友爱和人生感悟等人文精神是儒学在经典文学中更为根本的一种内涵传承,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个性形成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经典文学代代相传的文化长河中探究儒学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个性形成及其二者相生相息、互涵互动的关系,对儒学人文精神在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做出评估,探究当代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渊源,其潜在价值给人们提供了研究新儒学发展与当代文化心理形成的广阔视野和新颖角度,也为认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及其独特发展规律的提供了可能性,对当代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感情熏陶和大力倡导、积极塑造21世纪新儒学的文化内涵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所谓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依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代统治者及士人阶层的大力推动.从本质上讲,从祀制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衍续,但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权的介入,使得这一制度本身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争斗与交融.     

王弘论

王弘服膺儒学，坚持礼法。东晋末年，他投靠刘裕，成为刘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无嘉初，王弘利用皇权与相权相争之机，助文帝铲除徐羡之等人，升任首辅，后为皇权所逼，退出权力中心。王弘的思想、行为对当时的社会影响较大，从中可以看出儒学渐兴以及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轨迹。     

从日本儒学管窥日本文化特质

从日本社会的儒学发展来看,其认知与实践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对中国儒学的继承与自身儒学的发展。在日本儒学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程度是随着汉字的传入以及汉文化的东进而不断发展的。同时,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实现了儒学在全日本的全面发展。最终,促使儒学成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就儒学而言,其对于日本民族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权异化，士大夫对皇权表现出明显且复杂的制衡性：既有道义制衡，亦有权力制衡。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后期的政治特征以及士大夫阶层在形成和发展前期的一些特点。     

董仲舒对儒家天命说的发展

尽管人们对董仲舒的功过评价不一,但大家都非常重视他在我国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正是董仲舒,适应统一的专制主义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融阴阳五行说于儒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道观。使儒学成为一个更完整、更严密、更具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的社会影响面,开辟了儒学直接服务于封建皇权的新时期。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宰相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机构和名称因朝代的不同而不同.古代宰相制度演变有以下特征：宰相职位的非世袭性;宰相之权的非独占性;宰相机构和名称的非固定性;宰相参与决策,以辅佐天子为己任;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皇权进行等.我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一是由于皇权与相权之争;二是由于在新形势下,为了提高统治效益及质量,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宰相制度做出一些改革.     

韩愈复兴儒学探析

韩愈为复兴儒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是宋儒兴复儒学的前驱。韩愈对儒学发展的探讨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论之虚妄；另一方面力图恢复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韩愈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是为后世儒学发展莫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对具体的儒学理论作出圆融的解答。     

浅谈高校电教中心消费基金分配的宏观控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作为整个现代化社会变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教学经费的严重不足和物价的上涨,促使高校电教不得不开动脑筋,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展有偿服务,把电教成果不断投入到商品经济中去,以弥补教学经费之不足。这不仅给单位带来了事业发展基金,也形成了单位可自行     

当代中国宗祠文化的研究态势分析

宗祠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内容,正确认识和厘清当代中国宗祠文化的研究现状、热点领域及发展趋势有助于为相关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有效借鉴。基于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近10年国内有关宗祠文化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抽样统计分析,发现国内宗祠文化研究领域过于集中在建筑艺术以及社会文化等学科;研究者主要来自华南地区、东南地区的综合类或师范类高校而且区域集聚效应非常明显。我国宗祠文化的研究迫切需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并强化学科交叉以构建和创新研究范式;宗祠文化所在区域的地方院校需及时把握时代机遇,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加快相关学科及特色专业的规划建设,以特色求发展。     

论儒学的内在层次与当代生命力

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一直是困扰中国文化界的重要问题。一百多年以来,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理论。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多层次的内容与复杂的内在结构,无论是对“人生究竟”问题的追问、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建构,还是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塑造、人文伦理的建构、民族心理的形成等等,儒学都作了独特的回答。因此,面对儒学内涵的多层次与多角度,我们应该避免那种对儒学以偏概全的简单评析,以及大而化之的笼统界定;而应该在理清儒学内在层次及逻辑架构的基础上,对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做出细致分析,以期能够找出一条儒学与现代文明的衔接之路。     

千秋功过褒贬一端——从民本论与臣道观看荀子的历史命运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基本上贯彻了孔子的民本思想与从道不从君的政治主张。荀子在沟通了儒家与君道的关系后,一方面使儒学成为显学,一方面也使得儒家走上了对皇权的依附道路。我们不应该全面肯定荀子,但也不能抹杀其对儒学传承所做的贡献。     

魏晋时期山东士人对儒学典籍研究的时代意蕴——齐鲁文化视域下的思考

魏晋时期儒学面临衰落的危机,探求儒学发展之道是该时期山东士人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因为儒学是以齐鲁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学说,齐鲁士人责无旁贷。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谋求儒学的生存发展之道,其中以研究整理儒学典籍为路径的发展之路,成为该时期最普遍、最有效的一条道路。通过山东士人对儒学经典整理分析可知,他们秉承齐鲁文化的精神品质,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为儒学注入了新思想新理念,不仅使之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也使之获得了时代的意义。     

释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

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着眼于提高禁军武将群体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对于儒家经典的相关修养,促使北宋武将群体由五代的“不知书”向儒学化方向转变,对皇权自觉效忠的程度大大加强。这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思路,从“疏导”的角度,为五代以来皇权与武将群体之间持续紧张关系的顺利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柳宗元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

在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发展给本就式微的儒学带来了更大危机,为了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这一时期的士人知识分子进行了不懈努力,柳宗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积极吸收佛学精义,主张儒佛融会,使儒学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并对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文化在现代语文教中的体现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中心吸收诸子百家以及其他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发展中,它曾占据过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因其世俗性和保守性使中国在近百年来失去了一次又一次飞跃发展的机会。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抛开了传统文化的羁绊。由此以来,新形势下时代文化需要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冲击作用,使我们的语文教学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局面,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传统文化对现代语文教学的影响以及其存在的积极现实意义。     

西汉儒家的制度化与制度的儒家化——以高中历史必修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

汉代儒学与制度发展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汉代儒学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符合了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时代需求,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儒学不仅成为汉朝统治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生成为汉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