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演进研究

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先后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即殖民地时期治理模式、红色高棉时期治理模式、越南占领时期治理模式和改革开放时期治理模式,其演进体现了由殖民主义的单一模式向后殖民主义的杂糅模式的发展路径.柬埔寨在20世纪末,开始逐渐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分层治理架构与协调机制,出台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治理政策法规,制定了长期发展战略,推行了整体性的治理规划、市场化的办学体制、国际化的治理制度、普及化的质量保障和自治化的大学制度,构建出开放式系统化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新加坡高等教育治理如何走向现代化 ——基于"治理均衡器"的理论框架

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新加坡开启以大学自主改革为核心议题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路.其具体改革举措包括:确立大学公司法人制度;实施弹性拨款机制;引入绩效协议机制;强化质量保障机制等.基于此,新加坡高等教育治理的"均衡器"开始形塑,国家规制、学术自治、管理自治、利益相关者引导、竞争等治理机制之间开始形成彼此界分和动态制衡的互动关系.其中,传统的国家规制开始转型,学术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管理自治、利益相关者引导以及竞争等治理机制持续强化.新加坡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经验表明,五种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冲突对立关系,而应将其视为既动态制衡又合作互补的关系.任何一种治理机制的过度强化、弱化抑或"异化",均可能对高等教育治理构成结构性的危害.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变迁——高等教育治理的变与不变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变迁70年,大致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立(1949~1977年)、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1978~2011年)以及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为旨归(2012至今)三个阶段。从70年的治理变迁中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主要体现为: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政府政策始终发挥主导作用、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始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这些相关治理制度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不断形成、确立、完善和定型,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根本制度。同时,在这70年中,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未来,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应着重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美国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的路径变迁研究简

以美国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的研究文献为主要来源,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的研究进行了历史阶段划分,并时每个时期的研究特点和主要的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进行回顾和评述。总体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经历了起源、封闭系统视角、开放系统的理性视角和开放系统的文化视角四个不同时期,呈现出从单一治理模式到多样化治理模式,从关注内部治理到关注外部环境的影响,从结构化的观点到非正式关系的视角等趋势。     

从管理到治理:高校党建引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历史实践证明,党的建设融入高校管理体系为建构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起到奠基作用,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长期以来,党的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开新局、出新策、发新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的新路,成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面向未来,党建引领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着眼于人、着手于人,围绕"用好人""管好人""育好人"三个方面开展工作,确保高等教育治理方向正、规矩好、风气清.     

国外大学治理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及其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治理理论的兴起,大学治理再度成为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凸显了对大学治理中"人"的因素的关注,更加注重对治理中的非正式组织、组织文化等所谓"软治理"因素的研究;相应地,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于大学治理的基本理论研究、大学治理过程中特定成员群体的参与及其实效、大学治理结构及其实际效能、大学治理对大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诸如"软治理"、"共治模式"和"21世纪大学治理模型"等新的理论命题得以提出。理论研究在分析视角、关注议题和核心命题方面均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软治理"中的"硬政治":论欧盟教育治理中的开放协调法

在欧盟教育治理进程中,出于对权能(competence)问题以及"共同体方法"(community method)存在不足的考虑,欧盟采取的治理形式实现了从"硬治理"(hard governance)到"软治理"(soft governance)的转变,其主要目的 是更有效地适应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硬政治"的需求.作为欧盟"软治理"的重要工具,开放协调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发端于欧盟就业和经济政策改革,成型于里斯本峰会,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教育领域中,开放协调法通过形成共同目标、设立基准和指标、制定国家或地方战略以及开展监测与同伴活动四个步骤,有力推动了欧盟成员国教育政策的趋同.实践证明,该工具有效地发挥了多元治理的作用、改善了成员国的教育表现、加速了欧盟的教育一体化,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可比性存疑、缺乏相应约束机制以及民主赤字问题凸显等问题和挑战,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欧洲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当代发展

欧洲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始于中世纪"学生大学"时期,在博洛尼亚进程和欧洲高等教育区一体化建设中得以倡导获得了新进展。文章从学生参与的理论不断丰富、学生参与的政策不断强化、学生参与的机制不断完善三个层面,论析了欧洲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当代发展。综观当代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已被视为欧洲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之一。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的"流动空间"及治理策略——网络化治理视角

加快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关注空间向度.后疫情时代,随着高等教育更深层次地步入网络社会,教育资源、教学活动、教育治理的"流动空间"将进一步拓展.面对新的空间演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亟待实现网络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强调系统性并通过"跨界"协同提升公共价值的治理新范式,成为后疫情时代我国应对高等教育"流动空间"拓展的新治理路径.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网络化治理在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技术等方面存在一定困境,亟须完善高等教育网络化治理体系以促进治理流聚合,完善高等教育网络化治理机制以促进治理流耦合,优化高等教育网络化治理信息化技术平台以促进治理流契合.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

高等教育治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为促进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健康发展,政府发展教育、提供服务的机制,利益相关者表达诉求、监督效能的机制,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机构履行使命、开放管理的机制。上述各方面均涵盖了从低端到高端不同的实现方式,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组合,从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升,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将随之发生正向变化,呈现出规律性的特征。     

从“统治”到“治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经历着由统治主义向治理主义的转型。它包括地方政府权责的明晰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合作化。     

"做作业"与事件性治理:乡镇的"综合治理"逻辑

由于乡村权威的双重衰变,乡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缺乏维持乡村日常秩序的常规性权力,不得不以"做作业"的方式应付各类自上而下的任务与指标,以及调动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治理资源来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进行"出了问题才治理"的事件性治理方式.如欲改变这种运作逻辑,势必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着力于基础性权力建设之上,以重塑权力运作的原则与规则,使基层政权组织具有维持乡村社会日常秩序的制度化与常规性权力,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定.     

“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

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治理中的运用.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通过对参与式治理的全面考察,认为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的实践本质也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     

民办高校"双法人"治理模式研究

文章通过对民办高校"双法人"治理模式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存在原因的研究,分析了"双法人"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双法人"治理模式的改进建议,即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董事会模式.     

两型社会建设中府际非合作与治理

加强府际间的合作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内容丰富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建设能否成功离不开府际间的合作共治。当前两型社会建设中府际非合作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跨区域环境治理的行政分割、环境管理部门间的"碎片化"。两型社会建设中治理府际非合作首先要求增加地方政府环保动力,强化激励与约束机制;其次要求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理念,完善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机制;最后要求明确界定部门权限,建立部际协调机制。     

"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也需治理现代化

"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首先是以县级党政为责任主体,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对农村教育治理的大政方针,管理好本县教育.在此前提下,县级党政从实际出发,具体谋划本县教育发展,充分发挥县级党政、乡镇乡村和学校等的主体性,形成"共治"合力,以教师队伍建设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治理好本县教育,推进农村教育及其治理现代化.     

论新形势下的“依法治校”

我国法治社会的不断进步,给教育领域提出了依法治校的要求,以更好地满足我国教育发展的需求。依法治校作为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是构建法治社会、实现和谐教育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笔者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厘清"依法治校"的内涵的基础上,论述了高校依法治校的现状及存在的弊端,试图为新时期的依法治校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督政"与"督学"相结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素质教育的深入,特别是1996年嘉定被国家教育督导团列为"全国构建督导评估机制,推进实施素质教育"实验区之后,嘉定区充分发挥区政府在分级管理体制中的主体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制订了<嘉定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验工作方案>和<嘉定区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建立起区、镇、校三级教育督导制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2001年4月,国家教育督导团在嘉定召开全国推进素质教育实验县(市、区)工作现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嘉定的三级教育督导制度,指出:"嘉定区实施‘督政'、‘督学'相结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督导评估及其结果应用制度……是对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