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论哲学的视野与个体价值理性

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在当下即是何以成就终极关怀和走出意义危机的问题。本土化的个体价值理性自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生命本身、生命构成、人的生存方式三方面论证了生命意义考察的方法论原则;界定了个体价值理性,从学理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了个体价值理性何以成就终极关怀;从中西文化比观视野里考察了本土化个体价值理性的创生之路。     

人学视域下马克思生活理论的基本旨趣

在新时期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未来发展都充满了危机与挑战,因此有必要在人学视阈下,重新理清人、生活、实践等概念在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所蕴含的意义。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源自于传统的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启蒙运动中理性思想的影响。其理论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根本动力是人的实践活动,终极价值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素材,更促进了马克思生活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精神

实践性和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属性;实践理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创新精神的基本理论视野;着眼于实践理性的理论视野,实践创新是我们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现实途径.     

论邓小平的实践理性观──中国当代理性沿革的辩证省察

实践理性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底。它既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理性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又是对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鉴借和扬弃。它实质上是科学实证理性与价值审美理性的高度契合，反映和体现着邓小平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思维风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具体观，与实用主义、功能操作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等划清了界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生存方式的选择--人在实际社会活动过程中的思维方法与实践方法

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实践方法从哪里来?明确的答案是，从认识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来，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中来。然而思维方法与实践方法是否就是同一种方法，彼此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为此强调在真正的意义上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感性实践的需要。     

习近平历史观浅析

习近平历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为指导形成的关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大历史观。习近平历史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立场,是科学的历史观。习近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站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上,才能深刻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大的思想魅力、实践意义与历史价值。     

思维视觉下的汉英语言结构对比研究——以悟性思维的隐蔽性和理性思维的在场性为例

思维方式制约着语言结构,语言结构形式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中国人的悟性思维决定了中国人善于借助内心的领悟(意念)认识事物,即悟性思维具有隐蔽性特征。西方人的理性思维决定了西方人善于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认识事物,注重逻辑性和外显性,即理性思维具有在场性特征。悟性思维的隐蔽性在汉语结构上的映射与理性思维的在场性在英语结构上的映射形成鲜明的对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析

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和必要性,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深入研究、关注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人本价值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种单纯解释世界的知识哲学,而是一种为了实现人们的解放而改造世界的价值哲学,即实践的人本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其以实践思维方式为主导,改变了哲学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充分体现了哲学的实践功能。只要对其实践思维方式进行理解,就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精神实质等进行理解与掌握。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价值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价值哲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价值,要推动实践观的发展,我们必须紧贴现实生活,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动力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实践思维方式的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挥它的强大力量。     

文化视角下的工科思维方式及其对提升资助育人工作实效性的启示

工科思维方式偏重理性、轻人文;偏重逻辑、轻情感;偏重思辨、轻感知;对这类个体开展资助育人工作需要辩证看待、对症下药;要吸纳工科思维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优势,逐步完善、建构精准资助育人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教育过程中个体自身的人力资源价值;充分激发高校各级行政部门、学工队伍、专业教师等各类主体的育人功能;选择恰当的策略,逐步提升实践层面资助育人工作的实效性。     

思政教育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意义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具有内在逻辑性,在具体实践上应注意以下原则:注重思想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促进批判性思维的理性发展;体现政治性,用社会主义棱心价值体系涵养大学生的德性素养,保障批判性思维的德性方向;彰显教育性,用超越创新精神促进主体自我唤醒,达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质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理性积淀和内在体现,代表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而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亦无机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在历史上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即立足现实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以辩证思维方式解决人与世界之关系问题;探讨社会人生以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以独特的表达方式阐述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现实的个人”

个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标和终极价值,有关人的问题历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关注探索"现实的个人",这内涵丰富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起点源自于实践,他不认同费尔巴哈的观点,批判费尔巴哈从"真正的人"的角度来看哲学人本主义价值,正因为此,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提出了新的"新唯物主义"这个历史观。     

社会正义与道德意识的自觉——兼析中西哲学思维关于制度与人心两分法的误区

社会正义是政治哲学永恒关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解决的思路上,逐步形成了制度与人心二元对立的中西两极思维.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自觉更新的过程中,不经意间逐步形成的仅诉诸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实现社会正义的单极思维几乎成为一边倒的话语霸权.这一倾向,人为割裂了制度安排与人的道德意识觉悟的内在密切关联,从根本上忽视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道德意识觉悟对于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重要意义,也无视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理性思维对于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积极价值的历史事实,没有注意汲取东亚社会成功地协调制度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积极经验.当下的现实和学理的应然,从一定意义上要求人们更加重视人的道德意识觉悟对于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意义,从而确保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性与道德意识的理性自觉相得益彰.     

实践的哲学及其意义——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读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从人出发,用人的观点去理解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而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其真正的哲学内蕴就在于人通过自身的活动不断地创造和生成着属人的世界。马克思正是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并赋予实践以特殊的内涵和意义,第一次真正地将哲学的视域拉回到生活世界,开辟了一条从现实中不断发现未来、从实践中不断生成理想、在运动中无限趋近终极实在的本体澄明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实践,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三位一体,其本体论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其理论核心是唯物史观,其理论归宿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的特征,既是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根本特征,也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而这些思想均蕴含在马克思的包含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之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试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

欲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必先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而这一性质首先通过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关系呈现出来。其要义在于对理性形而上学的颠覆,并确立了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开启了一条由实践思维方式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道路,使哲学向现实生活世界回归。     

复归艺术叩问生命——尼采《悲剧的诞生》美学内核探析

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通过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探讨了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用以及人生的意义,申明了其“审美至上”的美学理想,肯定了真艺术的作用,并藉此希求通过复活真正的希腊艺术精神,高扬生命的价值,拯救颓废的灵魂,在反拨“理性至上”原则的基础上为我们把握真理提供了另外一种新鲜的向度,从而体现了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     

理性与诗性的皈依长途——论北村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信仰叙事

在北村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中,道德、经验理性和艺术诗性都无法回答知识分子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北村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展开,实际上隐藏着他对知识理性如何导向信仰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然而北村对此问题的简化实际上却削弱了知识分子启蒙的主体性与价值。     

理性批判与信仰的可能性——以对“神迹”存在的解释为契机

现代性意图以理性为建构自身的基础原则,信仰却是它不得不面对的;而若现代性通过理性论证了自身,信仰又是否可能？其意义又何在？这是近代以来讨论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核心问题。这双重问题集中体现在从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到康德、克尔凯郭尔、黑格尔的传承和转变中。以作为信仰内容的神迹为例,霍布斯和洛克在自然理性与上帝之自然、理性—知识和信仰之间划下绝对的界限;斯宾诺莎批评这个界限实属于思想的懒惰和无知,从而上帝的信实成为思想的起点和建构原则。康德意图综合两种做法,但却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引导着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沿着两条道路走到极端,现代信仰也便重新确立起来：前者指示了信仰的绝对主观性和绝对个体性;后者则以上帝的信实为起点,走向了以信仰中的上帝存在为起点和终极的形而上学道路。能真正进入这两条信仰和思想的道路“之中”,才能真正进入现代性及其信仰处境的绝对深度中,才能真正进入既属于时代、又超出于时代的信仰意义和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