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伊川论经筵箚子义疏

程伊川深切认识到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症结:皇帝缺乏与士大夫沟通、协商之意愿和能力.故在担任经筵官之前上论经筵三道箚子,构想了一全新的经筵制,旨在让经筵官全程管理皇帝之生活,并通过特定的礼仪和特殊的制度安排,塑造皇帝成为士君子,具有共治之意愿和能力,从而弥合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隔阂.     

明代经筵制度化成因新论

明代经筵制度是在承袭前代经筵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是皇帝即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制度,也是儒家士大夫用儒学思想对皇帝进行规范、约束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经筵之所以能在正统初年制度化,其外因是英宗幼年继位需要接受教育,而内因则是经过洪武、永乐二朝的压抑之后,儒家士大夫群体与皇权的紧张关系在洪熙、宣德二朝得以缓和,儒家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地位得到大涨。     

皇权下的师道尊严——中国古代经筵坐讲立讲之争

中国古代经筵是为帝王研经读史而专设的御前讲席.御前讲席非常特别,"君""师"同席,治统"与"道统"直接冲突,因此经筵中为帝王讲课的经筵官是坐讲还是立讲,备受争议.尤其是在两宋时期,争论异常激烈.坐讲论者主张"尊师重道".立讲论者强调"君尊臣卑".历代帝王对此多采用折中态度,既得到了崇儒重道的名声,又得到了尊君卑臣的实惠.     

明代经筵制度新论

明代经筵制度作为明代文官政治重要衍生物之一,同明代内阁制度、言官制度、诤谏、票拟、封驳等诸多制度与现象一起,构成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经筵制度的爬梳及对其演变规律的总结概括.进而探索明代经筵制度同帝王、内阁、宦官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我们把握明代政治生活特征及其规律的切入点之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及意义。     

经筵制度与蒙元政权的儒化、汉化

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为学、君臣交流的重要手段。蒙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认同并践行汉制,推行中华文化。其中,对经筵制度的重视与推行,是其儒化、汉化的重要体现。此举不但提升了蒙元皇帝的儒学水平,而且加速了蒙元的汉化进程,反过来也直接促使了蒙元对经学、儒学的实践。     

约束与反约束——明朝经筵特点分析

明代经筵是在继承宋朝经筵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有明一代,经筵对皇帝起着教化的作用。经筵亦是明五礼之一嘉礼下的重要礼仪,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礼仪规范。观察经筵在明朝政治生活中的具象,分析明朝经筵的特点,对明朝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法祖宗、裨治体:宋代圣政编纂与经筵讲读

在宋人视野中,圣政是皇帝汲取治世经验的源泉,是帮助皇帝解决本朝治道困境的一副良药。皇帝阅览学习圣政,可以起到法祖宗、宏治道、正得失、裨治体的作用。宋人的这种认识,促使宋真宗之后历代不断续修圣政。据史可知的圣政共有16部,且其中若干部或以节钞本而冠以其他书名,或以合刊本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宋廷重视和大规模开展圣政的编纂,为经筵活动中讲读圣政提供了教材,从而使圣政在经筵活动中广泛使用,成为宋代帝王之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筵讲读圣政成为宋代不容偏废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圣政的大规模编纂。     

元代的经筵

元代的经筵,是蒙元帝王为研读经传史鉴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文中第一部分论述了经筵的发展过程,及其在蒙元时代肩负的两种任务;向皇帝授课,揭示治道,培养君德;向皇帝进言。第二部分论述了元代经筵教学针对性之强;重启迪、诱导;学以致用;帝王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同皇太子教育的不同特色;时间的不固定,帝王对经筵的重视。第三部分是学习内容:儒家经典、历史,以及教材问题;缺陷;双语教学问题;社会效果,等等。     

论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诗》

经筵讲读是宋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宋学形成和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功。将包括《诗经》在内的经筵讲读制度化是从仁宗开始的,这一时代的经筵讲《诗》在继承《毛诗》、《郑笺》的基础上,时有发挥,有着明显的通经致用色彩,其诠释方式也体现出由名物训诂为主向义理诠释为主的过渡趋势,对其后《诗经》宋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帝鉴图说》与明神宗的教育

《帝鉴图说》作为臣子为帝王编撰的教育读本,寄托了效法先时贤王,培养圣明君主的期盼,对明神宗朱翊钧早期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明神宗日益年长,经筵日讲制度本身不足以承担起培养圣明君主的重担,张居正采用的高压方式使明神宗产生逆反心理,以及夺情事件中展露的君权可以高于道德的真相,打破了儒家士大夫苦心维护的道德约束君主的传统,导致明神宗最终脱离了《帝鉴图说》中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