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艾伦·惠廷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在尼克松访华之旅前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艾伦·惠廷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在访华前提议召开对华政策听证会并提供作证人名单;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并发表文章论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在访华进行及结束后发表评论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     

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原因浅析

敌视政策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的主要政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尼克松入主白宫后，随国内外形势的巨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中苏关系破裂。迫使尼克松政府从现实出发，一改极端敌视中国的态度，调整了对华政策。把中美关系带到一个新阶段，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从中苏分裂到联美抗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后,美国尼克松政府积极调整对华政策,毛泽东对此善意回应。经过两国双方的共同努力,才有了"震撼世界的一周",最终促成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本文试图通过毛泽东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考量因素,探析在那个不平静岁月里中国外交政策大转变的原因。     

中美关系解冻的研究述评

东西方学者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进程、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中美不同的外交决策机制、尼克松政府对华称谓的话语演变等——深入探讨了中美关系解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部分回答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会解冻,让双方走到一起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双方是如何构建理解的桥梁,同时又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等问题。随着尼克松总统档案的解密,深入、细致地研究中美关系解冻的每一个环节已成为可能。本文将依据美国新近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述评。     

“史迪威事件”及其对当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启示

"史迪威事件"是二战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最初扶蒋联共、积极抗日到绥蒋反共、消极防御的转变。这种僵化的绥蒋反共对华政策导致了冷战在中国发生,并最终导致台湾问题成为国共内战遗留的历史问题,对当代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史迪威事件"对错综复杂的当代中美关系发展有重要启示与借鉴。     

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

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小布什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和对华政策都做了一些调整，这种调整总体而言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但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一个正在逐渐形成的政策，尚未定型，因此掌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特性，对于我们客观地分析中美关系，把握现实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述评

本文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将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为中立观望、援华制日、联合作战三个阶段。认为国民政府积极发展中美关系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而美国的对华政策虽不乏明智之举,但也有短视、失误之处。     

美国主动改善中美关系的影响

尼克松上台后,主动寻求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经过中美双方的不懈努力,尼克松于1972年成功访华,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名载史册的《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积极谋求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美关系、亚太局势和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笔者认为,正确理解这一重大事件,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尼克松上台之际,美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苏联实力迅速增加,并且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西欧诸国和日本经济发展迅猛,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独立性日益增强。在外交政策、关税、贸易限额方面,西欧和日本…     

论克林顿执政时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受到政府、国会、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各方在影响对华政策的制定上起了不同作用，使得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曲曲折折、摇摆不定的特点。     

1969年中美关系解冻研究——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对华政策,上任伊始便指示相关部门研究美国的中国政策(NSSM14报告),并多次组织跨部门会议对NSSM14报告进行讨论,最终确定了“接触加缓和”策略。之所以做出这一策略,中苏关系变化与台湾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变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中苏两国的分裂和对抗日益公开化,美国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虽然力求在中苏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是略倾斜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能完全接受中国关于“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台湾撤军以及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要求,但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与调整,极力限制台湾的军事力量以及向中国大陆挑衅。为了缓和中美关系,美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主动采取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放宽经济和旅行管制。对于美国的不断示好,中国给予了积极回应。经过不断地试探与磨合,中美之间的“小步舞”终于合上拍。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华沙会谈举行,掀开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序幕。     

冷战后中美关系简析

美国的对华战略服从于其全球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快速增长,美国战略专家认为,在全球化战略机遇下,中国如果实现了真正的崛起,就有可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为此美国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成分,另一方面又加强对中国的交往、接触与合作。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都会影响到美国对华战略政策的调整。在当今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共同利益增多,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各方面因素的消长情况。     

普京时期俄罗斯对美外交的战略取向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重新界定其国际地位，调整外交战略，对美外交出现新思维。鉴于俄美实力不等的事实．基于立足国内发展的主导思想、融入国际体系的目的、复兴大国地位的战略需求，俄罗斯都需要对俄美关系有新认识。由此，俄罗斯对发展俄美关系的战略设想及行为准则出现重大转变，务实及寻求与美国合作成为普京对美政策的主流。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危机与教育

为了深入思考加入WTO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与教育关系的新变化、新内涵等对中国教育的要求和影响 ,研究和整理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罗伯特·赖克和来自拉丁美洲的艾德雷那·普格罗斯、罗萨·勃格斯等人分析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危机以及教育与国家危机的关系。这些分析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有启示意义的     

建国以来高校与管理人员法律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建国以来,高校与管理人员法律地位变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去行政化,这既是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适应,也是对双方法律关系变革的价值诉求。回顾过去,高校与管理人员的法律关系已经从建国初期隶属性的行政法律关系渐变为隶属性与平权性法律关系并存。展望未来,随着高校民事法人地位的增强和教育职员制度的推行,高校与管理人员的法律关系将会在管理方式、法律地位、利益关系等方面呈现更强的去行政化趋势,不断趋向平权性的民事法律关系。     

1949—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评析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美国政府便酝酿调整其对台政策，设计了种种方案，试图与国民党政权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但是，此时的杜鲁门政府奉行的是一套互为矛盾的对华政策，所有对台湾政策的考虑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与国民党重新结合在一起。及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政策也最终明朗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使得中美两国更加敌对。     

中美“G-2”与美国对华政策

近来美国国内关于中美“G-2（两国集团）”的争论不断,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中美合作是有益于美国利益,还是损害美国利益。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都可以把G-2看做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定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趋向于积极、合作,中美和睦有益于双方,也有益于世界。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南亚政策

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继续以东西方对抗的思维方式处理国际问题,先后对美国的南亚政策进行三次大的调整。尽管不同时期政策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其基本出发点却一直保持未变——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南亚国家遏制苏联、中国等所谓的“共产党集团”。     

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和应对策略

随着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市场上过剩的美元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我国走出危机的态势已然明朗,但鉴于投资需求的旺盛,对国际石油、原材料的进口力度不断加大,通货膨胀就由资产价格这条途径传入我国。借助计量软件分析了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协整关系,得出二者变化的数学关系,最后对降低输入型通胀影响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论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与现实意义

中关关系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关系之一,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以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关关系的精辟论述,并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21世纪的中关关系中,邓小平有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对解决当前中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1968—1973）

本文应用国内外有关越南和平谈判的历史文献,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越南和平谈判期间的中国因素做研究和分析。从1968年5月开始的美越和平谈判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越南抗美斗争的主要支持者中国所起的作用。随着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中国对美越和平谈判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从主张以打为主解决越南问题,转向赞同积极进行和平谈判,并力促和谈成功。在中国的说服之下,越南方面终于在美越和平谈判作出必要的让步而最终使和谈得以在1973年初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