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抚慰：现代性激进化中的农村叙事——重论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农村题材

论文试图从现代性视角去审视中国五六十年小说中的农村题材问题,既看到它的历史合理性,也看到它的种种过度意识形态化。中国革命要把历史重新建构为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上,这就要在文化上开创一种新的历史,那就是把中国现代性开始建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启蒙文化驱除出去,把文化的方向确立在以农民和农村为主体的基础上。赵树理的作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初建构的资源,它既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斗争,也不那么血腥暴力。但革命在那个时期需要赵树理这样的“温和情感”来抚慰农民。这也说明文学与革命构成的现实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既需要文学来建构激进的未来形象,也需要它现实地以民族传统的“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来抚慰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就是“农村题材”所承载的思想的革命性与艺术形式的民族形式之间的悖论所在。     

作为“诗的内在精神”与“技巧”的节奏——对《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学考察

中国现代诗歌追求散文化,在已经有了丰硕的创作成果的前提下,其能否成立却至今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应理论话语的缺失。王雪松努力建立的“节奏研究框架”为“节奏”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望将中国现代诗歌批评与研究从“格律”话语体系中解救出来,进而化解追求散文化的中国现代诗歌对于自身是否成立的怀疑与焦虑。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研究仍有着诸多困惑,需要众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和助力,其中更不能少了哲学思辨的助力,而在哲学已经实现语言学转向的今天,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研究在哲学思辨上遭遇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学困惑,因此对王雪松的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研究进行语言学考察就是十分必要的。     

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的新思维

当代语言学已经凸显“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的二分互补格局，语言技术包括语言本处理技术和语言系统模拟技术。计算语言学是利用计算机作为语言研究工具和探索语言的可计算性问题，同时建构基于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之上的语言理论的新学科。面向语言系统模拟的计算语言学研究可比喻为“电脑模拟语言能力工程”或“语言能力移植电脑工程”。第五代计算机研制的搁浅表明，建立在“人一人对话”行为基础上的语形语法学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是语义性，语言能力移植电脑工程的基础研究是语义结构网络研究，这一研究可比喻为“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研究对象的语义性转移和研究成果的技术性趋势将成为21世纪的语言学精神。     

学习型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育社区化发展探索

解决“三农”问题,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以学习型农村建设为导向,走农村教育社区化发展路子,努力建构服务广大农村全体居民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这是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现实选择,是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根本要求。     

农村大学生生活适应性问题研究——以沈阳师范大学为例

一、农村大学生生活适应问题分析 （一）农村大学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标准 中国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制度的安排在人们的社会心理认同上建构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裂痕,农村大学生在考入大学前世世代代是农民,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建构下的特殊身份安排早已被他们内化为“先赋”的身份。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     

论文字学的学科地位及当前的紧迫课题

中国文字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丰厚学术遗产,自来是中国学术中重要的独立学科。西方古代语文学以古典书面典籍为研究对象,不同于现代语言学,相当于中国文字训诂学。随着学术典籍的增多,文字作用的增强,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进入“知识社会”、“信息时代”,文字作用更为巨大,西方出现了建立独立的文字学科的强大学术新潮流。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静态（备用态）的文字形体,而且包括文字行为（阅读、写作）、文字能力的培养（教育）。因而其内容广泛,有众多的分支学科。从“语言中心论”导致的语言学独霸学术界话语权,到创立独立的文字学科,是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学术范畴,研究一套新的科学规律,创造一种新的学术模式。为此,需要首先建立独立的文字哲学。这是文字学当前最紧迫的学术课题。     

近代知识转型与中国“文化学”的产生

与在西方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相比,“文化学”在中国现代学科建立的过程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发展”.这是中国学人在近代知识转型背景下主动“建构”的结果.西学的学科概念、学术理论和学科形式,启发和推动了中国学人对于“文化学”的建构.经过西方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学”学科概念的输入,一部分中国学者在西方学者理论的基础上,就“文化学”的学术理论进行综合,力图使得“文化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他们的努力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但由于外部环境和学科内部发展的制约,“文化学”的建构效果有限,并未真正成为一门公认的实证的科学.“文化学”在民国时期的“建构”,为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提供了一个既显示共性、又体现特征的有益的补充.     

我读“语言学是什么”

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语言学”，是近现代科学产生以后的分类体系，它不再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哲”。“语言学”定为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这是近年来语言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语言学必须解决好它与心理研究的关系。这是关系到语言学能否独立存在的根本。语言学既包括应用语言学，也包括理论语言学，我们认为理论语言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话语语言学浅说

话语语言学(textlinguisticis),又称篇章语言学,是本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一门新型语言学学科。话语语言学作为关于话语结构及其产生条件的语言学理论,与逻辑学、翻译学、心理学、语用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它也是一门边缘科学。话语语言学自建立以来,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原则、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本文拟就其产生与发展的现状作以粗线条的介绍,故名之曰“浅说”。     

中国语言学的三大体系建设：缘起、内涵与路径

“三大体系”建设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命题。对于中国语言学的“三大体系”建设来说,探寻“中国语言学之问”的答案或许是开启建设大门的钥匙。现代中国语言学跟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基本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学术体系内化的结果。中国与西方在语言学上的不同,根本上是由中西方的哲学传统和社会结构决定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理论自信的增强,中国语言学人亟需跳出西方范式的视界,转而从中国语言现象本身、立足中国语言生活国情来进行观察、描写和解释。向世界学习,但不是西方或其他方理论的简单复制或套用;建中国自信,但不能故步自封、自我陶醉。在当下这个世界体系深刻调整变化的新时代,中国的学术、中国的语言学研究需要把握大势、深刻思考,放眼国际、立足中国,自觉地从本土的经验和学术研究中建构出与中国语言和中国国情相和谐的原创性思想,扎实推进中国语言学的“三大体系”建设,从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两个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人民调解与现代农村社会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法制现代化,但这种理想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尽管人民调解是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其在缓解现代农村社会法治需求困境方面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法制现代化应是建立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和经验之上的推进而非概念中的展开,因此,人民调解机制可以视为中国法治深入农村社会的有效渠道,可以视为现代法律进入农村社会的窗口。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研共同体的研究与实践

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少,不能有效开展教研活动以及教研组织不完善、教师“不善研”等问题,建构农村小规模学校教研共同体和教研合作社,形成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管理机制,建立教研共同体研究的内容体,建构“多维双线”、“研训教一体”教研方式。     

"语词分立说"的提出及其影响

“语词分立说”的提出，对汉语语言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首先理清了多年来在语言学中模糊的术语概念，有利于分别建立汉语“语”、“词”研究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次建立了一门与《汉语词汇学》平行的新学科——《汉语语汇学》，使这门新学科走进高校课堂，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又能指导语词类辞书编纂。     

“自我低估”：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社会能力的自我建构

基于一项始于2013年且仍在进行的追踪调查,探讨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特殊的社会体验（不少研究指出的“自卑”心理）。所谓的“自卑”可以重新加以概念化,即农村籍大学生的一种特殊主观建构——对自身社会能力的“低估”,可被纳入社会流动研究的视域考察。农村籍大学生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是他们经历向上的社会流动时不熟识新的地位文化的结果。由于自认为缺乏被认可的“知识”和“文化技能”,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普遍提及感到“不自信”,倾向于对自身的社会能力进行负面评价。由于否定自身的社交能力,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会倾向减少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对农村籍大学生自卑现象的考察应着重结构分析。其意义在于,既可深入揭示其本质与社会成因,也为消解针对农村学生的刻板印象并进而为他们增能赋权提供可能。     

略论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的研究(摘要)——关于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的若于理论问题

近年来,研究语言与社会交际的各种著作正适应改革开放中人际交往的需要纷纷出版: 它们或以“交际学”、“口才学”、“演讲学”为名出现,或以“语言艺术”、“说话艺术”、“交谈艺术”的书名出现,或以“语言学”、“交际语言学”为名出现……。面对这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喜人景象,本文试就在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对象、称名、疆界和方法论原则等若干理论问题方面作一粗略的述说。 一、关于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疆界问题 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究竞是什么性质的学科?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由于不同学科著作在书名上的偶合,由于自然语言的语义的不确定性并由此而引起某些歧义,加之一门新学科的理论框架需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两本处女作中得到完整的展现,人们对拙作《言语交际学》（1986年初版）和《交际语言学导论》（1991年初版）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在没有通读全书的情况下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是不足为怪的。故有必要先就此作出界定和正名。 首先,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是以处于交际中的语言动态形式及其具体应用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新学科,不是研究社交口才、公关语言艺术等社会学分支学科。社会学的这类分支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     

“语言”视角中的“文化学”——评《文化语言学》

当语言伴随着人类行为不断丰富发展的时候,它作力一门学问,其研究的触角逐步伸向许多领域,与多种学科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各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表达成为学说,都离不开语言的记录.所以,语言在边缘科学的研究中表现出广泛接缘性,形成一系列交叉和综合性学科,如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等。现在语言学又与文化学接缘,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即“文化语言学”,而这门学科理论的系统化和结构的模式化.最先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邢福义先生主编的《文化语言学》著作中表现出来.     

论别现代理论的四种建构路径

别现代(Bie-modern)作为一种原创于中国的理论,它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社会文化状况做了有效的阐释,已然在国内学界乃至欧洲、美国等地引发关注。在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纵深推进,并逐渐获得积极承认的今天,别现代理论的紧迫性任务是寻找不同的思路将其自身细化,从而建构一种更能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文化互证互释的自主性理论。基于研究现状和可行性分析,别现代理论至少可以有三种“再出发”的建构路径,即“理论的批评化”“介入到具体的学科研究中去”“作为文化理论积极和相关理论对话”。这三种建构路径只要有其中之一做到精细有效,就可能把别现代理论带入新境。当然,别现代理论自身也可以继续面向社会文化文本展开思想言说,以推进其思路。这也是别现代理论发展的一种应有路径。相信别现代理论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而获得更多的承认,同时,它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与成熟也不无价值。     

留学生和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转型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转型期。留学生是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学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历程的主体运作力量。1．留学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启动者和主导者，以留学生为主导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从文化体系的宏观角度而言，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生成点；从语言学的内在发展而言，它使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本体范围得以拓展，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科学化提供了有利于转型发展的温床。2留学生根据汉语实际，参照西方语言学的体系构架，创建了汉语语法学等新学科，为完善中国语言学的体系建构作出了重大努力，是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新学科进行系统科学构筑的开创者。3留学生的开创性工作．使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中国传统语言学在研究方法、内容、目的等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从而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留学生是使中国传统语言学走上现代化更新的主要承负者。     

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道路问题的讨论——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由此在社会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农村合作道路”问题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舆论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这既是一场理论学术争鸣,亦是一种基于农村合作实践的积极回应。     

行走在乡间—记华中师范大学“百村十年观察”项目

“百村十年观察”项目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未来10年规划的基础性工程,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60个左右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长期跟踪观察,收集第一手村庄资料,建立“中国农村数据库”。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全面有效地了解农村情况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