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观的辨析

“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仅是陈独秀,就连倡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最力的瞿秋白、李大利、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陈独秀的错误不在于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在于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以我为主,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力争成为国民党的“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     

对陈独秀中止国共"党内合作"主张的再认识

陈独秀曾极力反对国共"党内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其原因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共关系日趋恶化,陈独秀感到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已遭到破坏.但国共"党内合作"是历史的选择,并且由于共产国际的坚决反对和中国革命的指导者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平衡策略,从而使国共"党内合作"得以维持下来.     

陈独秀:由党内合作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考察

史学界一般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一说法是最值得史学界商榷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 ,当时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共同制订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 ,应算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开始与根源 ,实事上陈独秀对“党内合作”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 ,并积极主张国共两党的“党外联合”政策 ,以保证中共自身的积极性     

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 ,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实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战略思想的需要 ;认为中共承认“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特殊情况下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必然选择 ,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 ;在党的独立性问题的认识上 ,陈独秀的错误不是没有认识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恰恰是片面强调了独立性以致把它同“党内合作”对立起来 ,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     

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

1922年9月,陈独秀提出了一个用以代替“民主革命”的新口号———“国民革命”。陈独秀此举的重大意义,在于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序幕。但他提出“国民革命”的原因及思想根源,至今尚没有深刻的揭示。实际上,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的动因,是为适应国共党内合作的需要。他一方面要解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并非与资产阶级合并,另一方面又要把共产国际要求的“民族革命”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密切结合起来,以便把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     

陈独秀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几点理由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陈独秀所负责任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以为,苏联根据自身利益制定的“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使中共失去了领导国民革命的自主权力;国共力量对比悬殊使得革命失败不可避免;陈独秀自身性格亦与“右倾机会主义”定性相左。     

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选择了什么?——与王开良同志商榷

《黄淮学刊》1991年第1期发表《重评陈独秀关于改变国共合作形式的建议》一文,作者王开良同志认为:在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提出退出国民党,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主张,是他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提出的“某些积极的正确的建议”的一例,其理由是,当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是起而反击,公开分裂;要么妥协退让,俯首称臣”,陈独秀“决定选择前者”。而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是积极的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由于没有采纳陈独秀的建议,当断未断,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显然,该     

单元六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单元复习指导(六)

媾和的幻想，仍希望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遭到日本外务省的拒绝。日军侵占北平、天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日军进攻上海，更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的在华利益。在全国要求抗战的压力下；在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的事实面前，国民党决心接受中共和爱国人民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史实表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首先是军事上的合作。周恩来说：“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当…     

试析陈独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拒绝党内合作到同意有条件加入国民党，从“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到要求退出国民党的转变过程。他的这种态度的转变，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缺陷及实际斗争经验的不足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兼对李达脱党主要原因的重新诠释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核心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合作的形式问题上,国民党赞同党内合作形式,中共内部却对此产生了歧异: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者倾向此方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则对此提出了异议。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合作意见的抵制是李达脱党的主要原因。最终,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导致机会主义泛滥于中共党内,使中共忽略了对自身独立性的坚持,助长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间接造成了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中共从此走上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征程。     

中国近代现代史部分(续) 主题5 国民党的统治及国共关系的发展演变

主题内容认知　　本主题包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国民党的统治”和“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两大内容。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及统治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内容。而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 ,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统一战线 ,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主题内容范围 :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大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统治、国共两次合作与两次对抗、中共领导的四次统一战线。主题复习目标 :把握国民党的发展概况和性质演变 ;总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律 ;掌握国共关系发展的脉络 ;分析国共合…     

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初探

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既有正确的东西,又包含着严重的错误。他提出的各革命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大联合;把国民党改造成集中全国革命势力的中心;改组国民党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先决条件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本工作;在国共合作中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等思想都是正确的。但他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成为国民党“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的根本失误,导致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失误。当然,陈独秀的“党内合作”思想有一个从以正确为主到错误为主的演变过程。     

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

本文通过若干重要历史资料，对中国大革命历史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不存在“最好形式”问题；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其基层组织有较强的革命性，但权力为少数上层领袖人物所控制，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缺乏足够的深刻认识，时有反复，从未争取到革命领导权。     

国共分歧与大革命失败(一)——国共走向合作的策略考虑和分歧焦点

大革命时期,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直接推动下,国共两党基于各自政治需要,都把两党合作作为推进国民革命的政治策略。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国民党容共则是为了借助于中共及其苏俄的支持,进而统一中国。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的质疑普遍存在,由此国民党内掀起反对中共跨党的暗潮。孙中山在世时,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威把国共两党的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共之间的调节杠杆不复存在,国共矛盾发展由此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重评陈独秀关于改变国共合作形式的建议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虽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正确的建议.我认为,中山舰事件后,他提出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主张就是正确的一例. 一,陈独秀改变国共合作形式建议的提出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得手之后,他又通过“整理党务案”,极力限制打击我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和发展,公开迫使我党和无产阶级服从其意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起而反击,公开分裂;要么妥协退让,俯首称臣.鉴于这种情况,陈独秀认为国共合作不再可能保持下去,就决定选择前者,退出国民党,将党     

瞿秋白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异同论

瞿秋白陈独秀的“党内合作”思想,既有相一致的地方,又有原则性的分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在中共要不要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统一战线,以及在国共合作中要不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等问题的认识上,瞿秋白陈独秀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并不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共产党人应当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怎样才能保持无产阶段政党的独立性等问题的认识上,却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     

再论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

依据若干重要历史资料，重新审视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是非常必要的。国共“党内合作”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而非“最好形式”；国共“党内合作”得以在“病态、中维持，在主观上共曾际的“坚持”和在“挤柠檬汁”理论指导下采取机会主义的平衡策略是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决定了合作的历史阶段性，不应过分强调国共合作破裂的个人责任。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内联合”的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为其主要形式的。应该不应该采取“党内联合”形式?从这一形式的提出和实践过程中,共产党内就始终存在争论与分歧;大革命失败后的检讨,对这一形式的作用评价更是大相径庭。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中,指责这一形式“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的遗教”,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共“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历史的车轮已     

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

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叶昌友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及不少研究者在论及１９２６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时，几乎一致认定其主要责任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笔者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认为这种观点显...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