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国家激励企业降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碳绩效反映了经营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衡量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E-SBM、多期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有：碳排放权交易显著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通过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对源头管控型低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长期效果更佳。本研究厘清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丰富和拓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微观层面的研究视角,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建设提供经验证据,为企业借助碳排放权交易提升自身碳绩效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碳交易机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

    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关于碳交易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分析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09—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以2013年末在7个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的估计方法,通过对比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省市相对于非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相对于低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的变化情况,探究碳交易机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相对于非试点省市和试点省市的低污染行业,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高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比例。（2）相比于发明类绿色专利,该政策对绿色专利中的非发明类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强。（3）相对于国有企业,该政策对试点省市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本文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增加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科研人才引进和提高科技研发支出、提高企业资产净利润率,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实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一定经验支持;为如何实现提质增效、更好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异质性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分析 ——基于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

关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以及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以2013年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上线交易为关键时间点，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专利类型、规模和所在区域的异质性在其中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发明型绿色专利数量和专利整体质量提升，且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对大规模企业的促进效果优于小型企业。因此，为促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转型，政府需要灵活运用碳交易市场等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强化碳市场对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并依据不同对象异质性特征灵活制定相关政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价值效应——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研究

以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抑制了长期价值;宏观层面上,随着碳市场流动性的提升,该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的促进作用增强,对长期价值的消极影响也得到缓解;微观层面上,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短期、长期价值在风险承受能力高的企业中均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给企业绿色价值提升提供思路.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是有关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文章使用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测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此外,文章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整体偏低,并且绿色发展绩效均值在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异质性;（2）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存在促进效应,同时会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其稳健性得到检验;（3）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多重中介效应,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比例更高。     

中国碳市场试点与企业绿色转型：作用效果与机理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机制，但现有研究没有探讨碳市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从2013年开始的碳市场试点这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我国碳市场试点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和机理。结果显示：碳市场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在两者之间没有发挥作用，但企业凭借成本转嫁能力化解绿色转型成本以塑造竞争优势；碳市场为企业关系管理提供了契机，但与管理政企关系相比，企业更倾向于借助碳排放权交易促进绿色转型进行社企关系管理；碳市场试点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的行业和地区溢出效应，也不受企业所有制、区域发展水平以及是否为碳市场重点关注的高耗能行业的影响。本文不仅深化了对我国碳市场作用效果和微观作用机理的认识，还为如何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参考建议。     

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为中介变量

旨在分析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运用来自广东地区17个市(县)中小企业的整群随机抽样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政府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资源投入、组织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通过两条路径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1)技术创新政策—企业资源投入—创新绩效;(2)技术创新政策—组织激励—创新绩效。同时指出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在技术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扮演着完全中介的角色。     

有偏技术进步与中国城市碳强度下降

有偏技术进步及其要素偏向性对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有着重要意义。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能否将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预期减排效果是政界与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收集2007—2016年19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指数分解法测定了其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及能源要素节约偏向,检验了有偏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减排效应,并基于25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数据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对有偏技术进步减排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从测算结果来看,总体上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但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从要素偏向来看,有偏技术进步在能源与资本、能源与劳动间偏向节约能源的城市占比分别为54%与46%;（3）从减排效应来看,有偏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单独产生的减排效应并不强;（4）从调节效应来看,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对有偏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本文为进一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政府制定合理减排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绿色工艺创新与制造业行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环境污染引致政府和公众对绿色创新高度关注以及绿色工艺创新研究较少的背景,本文基于28个制造业行业十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绿色工艺创新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源约束的调节效应和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工艺创新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资源约束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且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显著;此外,资源约束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是以吸收能力为中介。本研究拓展了绿色工艺创新理论研究,为制造业行业由绿色工艺创新获益提供了新思路。     

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传导路径的双重异质性研究 ——基于642家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准确识别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传导路径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前提。为此,需要理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向经济绩效传导的路径及路径上的关键因素;在所有可能的传导路径中,路径的重要性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向经济绩效传导是否具有同质性;不同特质企业在经济绩效传导的过程是否存在差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模型,并以实地问卷调查获得的642家工业企业信息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传导路径及企业自身特质和绿色技术创新类型对传导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1)市场竞争力和环境绩效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向经济绩效转化的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后者而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更为显著。(2)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不能直接产生经济绩效,仅能通过间接路径产生经济绩效;绿色工艺创新可以通过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向经济绩效进行传导,其中,直接路径的贡献比间接路径的贡献更大。(3)从绩效传导路径优化角度来看,改善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的环境绩效、提升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重要的着力点。(4)从企业内在特质的影响来看,大规模企业、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省份企业和建立时间较长的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更容易产生经济绩效。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排污税、拍卖的排污许可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企业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无关。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发现,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价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都成正相关;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上,若政府不控制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数量,则排污税和拍卖的排污许可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而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政策效果最弱;若政府能对可交易排污许可数量进行有效控制,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     

创新型城市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业企业绩效

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中国推进“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的重要举措，对国际国内双循环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明显。文章以获批创新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4—2019年中国地级市与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来系统研究试点政策对服务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地方产权保护在政策影响企业绩效中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可显著提升我国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规模，并且试点政策具有时滞性和长期动态性；（2）就影响差异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3）法律治理程度和公众保护意识等知识产权保护路径是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服务业企业绩效的关键渠道；（4）基于创新意愿和政府距离的政策再评价显示，创新型城市建设可通过增强地方产权保护来激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与联合创新行为，从而助推服务业企业绩效提升。同时试点政策对服务业企业绩效的正向效应集中在政府方圆40%分位数距离范围内。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两阶段模型，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特色构建由研发、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组成的四维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设定主、客观权重，通过归一法处理后形成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并从发展趋势、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3个角度对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企业2016—2019年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2016—2019年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研发绩效增长显著，但转化绩效欠佳；（2）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性，存在薄弱产业和“洼地”。深入探寻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瓶颈、薄弱产业和“洼地”，在深刻剖析原因的基础上给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和提升建议。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比较研究

在创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其收益大于其他类型的创新活动。本文在传统的A-J模型框架内,引入低碳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系统分析了碳排放税、碳排放标准、减排补贴和碳排放许可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每一种环境政策工具都存在一个最优水平,但其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和经济效益有所区别。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市场机制完善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而鼓励导向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工具组合,提供理论指导。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

基于静态效率和动态生产率的双重视角,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GMM)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从全国总体来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绿色技术进步是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主要驱动力;进一步的机理检验表明,高技术产业聚集会通过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绿色生产效率,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无论是基于静态效率视角还是基于动态生产率视角,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内外部激励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顾客参与的中介作用

区分客户参与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个体顾客参与和组织顾客参与,探究组织顾客参与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综合运用资源基础管理理论、服务创新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基于对制造业企业在内外部激励条件下通过顾客参与获得创新资源进而影响服务创新绩效的路径分析,构建“内外部激励—组织顾客参与—创新绩效”理论模型,选取210家服务型制造业企业及其组织顾客作为样本,从观念共识、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3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内外部激励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2）观念共识、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组织顾客参与在外部激励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内部激励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合理利用激励策略去激发组织顾客参与意识、促进组织顾客参与行为产生,从而实现传统制造业服务创新绩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