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对打官司这类事情持反感和拒斥态度,即所谓"厌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的一个现象,"厌讼"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对"和"的追求,其文化基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性至上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以强调人的主体至善为基本路径,实现了现代法治难以企及的效果。中国传统法律不应该被当作现代法治的障碍或者历史的珍藏品,而应该在中国法学自我建构中发挥自己的力量。     

试析明代民众诉讼观念的特点及其成因--兼谈其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的“健讼”之风日渐兴起，传统的“厌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同时，民众的“厌讼”心理依然普遍存在。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是明代民众诉讼观念的最大特点。文章试从多角度对其成因进行分析，以对现代社会有借鉴意义。     

讼累与清代司法的伤害功能——对传统无讼观的反思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以无讼为价值取向,并认为传统中国在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种价值取向。其实,官府推崇无讼其中还有务实性因素,即害怕司法给百姓带来"讼累"。司法本来是官府提供给百姓的救济渠道,但这种渠道反而给百姓带来伤害,此所谓"司法的伤害功能"。正是由于这种伤害性结构的存在,官府在司法上不得不保持一种谦抑的姿态,对于可以不管的案件,尽量推给民间解决,以减少对于百姓的伤害和社会秩序的冲击。     

中国传统法行为的特征、心理机制和价值取向

传统法行为是现代法行为的渊源,我国传统法行为模式的特征表现为:与礼行为的关系上,法行为具有附属性;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传统法行为的伦理性;在法行为内容上体现了不平等性;法行为的心理机制表现为“恶法”、“忍讼”、“厌讼”;法行为的根本价值取向为“无讼”。因此,传统法行为模式与现代法行为的要求有差距,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正视这一特征。     

从中国传统厌讼观看现代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的大方讼观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不乏消极的部分.现代社会追求法治建设,对厌讼观的形成、原因等方面进行深刻探究,并结合当下的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将促使法治社会的进一步实现.     

论宋代的书证制度

中国古代的书证制度在宋代达到了鼎盛阶段。宋代社会所出现的商品经济发达、完备的契约制度与好讼民风等社会变革,成为宋代发达的书证制度的产生土壤。宋代书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书证在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运用。以宋代书证制度为理据,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法难以归入韦伯所论的"卡迪司法"即"实质非理性"法之"类型"。     

析"无讼"的思想根源及中国法律信仰的确立

中国古代道、法、儒三家所言"无讼"是理想社会和谐秩序的基本品质.但"无讼"的理想与现实政权的统治愿望结合后,多表现为"忍讼"、"厌讼"、"惧讼",导致中国法律信仰的淡薄."无讼"作为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却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产生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应当以认清"无论"的思想根源为起点,树立对待法律科学的认同心态,逐步建立中国的法律信仰.     

论公益诉讼是支持起诉和督促起诉的发展方向

在现代各国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得到普遍确立。但在我国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致使检察机关不能依法代表国家或社会公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各地检察机关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了支持起诉和督促起诉的实践探索。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是检察职能的有益延伸和制度创新。也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存在公权干预私权之嫌。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是在我国现有立法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缺失情况下的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一种“曲线救国”．这种制度的价值在于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规范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以满足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切实需要．     

简论暂缓起诉制度

有效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提高司法效率，缓解司法压力，是世界各国司法界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了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着如何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高效、合理地在轻罪案件与大要案件之间进行分配这一问题。借鉴暂缓起诉制度，完善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旨在提高司法效能，节约诉讼成本，推动司法改革进程。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建立能够弥补我国现有起诉制度的不足,有利于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节约司法资源。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附条件不起诉问题上学说与实务的距离

新的立法虽然使暂缓起诉的司法实践正当化,但并不意味着检察官一定以学者满意的方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司法者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学者不能够通过法律确定自己的主张能够被检察官采纳。学者在完善适用条件、建立救济机制、改革执行人员、分清与相对不起诉的逻辑关系以及提升学者影响力方面困难重重。面对立法后在附条件不起诉问题上的距离,司法者需妥当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教育少年犯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司法者与学者应保持有效沟通,使学者倡导的教育至上理念能被司法者接受,司法者作出的合理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获得学说的支持;司法机关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如公布附条件不起诉的理由和考察方式,增强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不起诉案件听证制度刍议

不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的现代司法理念,因此受到很多国家青睐。在我国,由于起诉阶段控诉、辩护、裁判三方构造的缺失,使得不起诉权成为检察机关的一种＂终局裁判＂权力。为了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不起诉案件前,引入公开听证程序,正式听取涉案各方的证据意见,确保检察委员会在充分证据意见前提下作出正确决定。这既是检务公开的具体表现,也是司法民主的必然要求。     

论司法建议生成的基础要素

司法建议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它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为基础,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的法治传统和各个时期司法政策的影响,从而逐渐成熟并丰满.司法建议制度使法院得以用柔和而富有亲和力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以“无讼”的司法理念、对苏联法律制度的借鉴、“政法传统”下的“司法半独立”以及共产党的司法政策为生成的基础要素,对当今社会仍有重大价值.     

论市场经济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法治所要回应的是社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的司法政策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决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执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要善于运用刑事司法政策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注意区分不同的适用主体,贯彻轻缓精神,避免不当逮捕现象,设立暂缓起诉制度,建立刑事司法和解制度,完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建立社区矫正制度,并处理好从重与合法程序的关系,注重实体法的回应。     

日本起诉犹豫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检察官在决定是否适用起诉犹豫制度时,不受犯罪轻重的影响,而是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所做出的决定。起诉犹豫制度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通过对比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的暂缓起诉制度,起诉犹豫制度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节约司法资源、人身自由、提高诉讼效率、实际效果等方面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起诉犹豫制度和建立相关的配套设施。     

构建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理性探究

暂缓起诉是随着起诉法定主义发展到起诉便宜主义而产生的,这种追诉观念上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在刑罚目的观上的变革,其价值内涵符合了当今刑事政策的趋势,在控制犯罪和减轻司法资源紧缺压力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因此其有被现行刑事司法体系接纳的可能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起诉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应该在立法和实践中应逐步加以完善.     

解析中国古代无讼理念的成因

调解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有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调解对于解决各种民间纠纷,维护古代中国的稳定和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至今日,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民间和法院中仍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形成厌诉讼重调解的司法形式,解析其成因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无讼理念的形成既有社会基础,也有思想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     

公正司法语境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一个刑事被害人视角的审视

文化语境的意蕴下,公正司法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中,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参与司法的主体通过司法实践而形成的对司法程序和实体的整体价值判断。刑事司法的制度创新,需要在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中体现刑事被害人参与和评价作用,以实现公正司法。     

“九卿会审”与现代司法

"九卿会审"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典型的行政、司法合一的司法体制,历经数千年,至今对我国现代司法仍有很深的负面影响,而当代中国正在坚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想实现司法事业的进步,就必须要加强科学的现代司法建设。     

国人不愿“打官司”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图从解释国人不愿“打官司”入手,揭示“理”和“法”的冲突,指出这种冲突造成了人们的“厌讼”心理,也造成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法院不信任的想法。希望这种分析对当代中国主流社会推动的“法治”的形成有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