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王先谦的诗学思想初探

王先谦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弘扬三家《诗》,贬抑毛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诗三家义集疏》中。他的诗学思想主要有“笙诗”声存诗逸、三家《诗》皆有古序和“美刺”。     

王先谦的诗学思想初探

王先谦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弘扬三家《诗》,贬抑毛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诗三家义集疏》中。他的诗学思想主要有“笙诗”声存诗逸、三家《诗》皆有古序和“美刺”。     

关于六笙诗——善阁读《诗》记(五)

《诗经》中的六笙诗只有《毛诗》所有,其他三家诗未见,所以后人,特别是南宋朱熹重新排序是多余之举,而束皙的补亡诗只是一种游戏。     

论清代李惇的《诗经》研究

李惇是清代中期扬州学派兴起时期代表人物之一,长于治《诗》,他的《诗经》研究以求是为本,不盲从前人,言而有征,不务虚言,对《诗经》学案中"删《诗》说"、"笙诗说"和"姜嫄说"的精彩辨析是李惇治《诗》的主要成就,体现了他考辨精审,破除迷信,去伪存真的治学精神。     

《文心雕龙》“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说疏解

＂文源五经＂是《文心雕龙》文体论最重要的论点,具体到《诗》,刘勰讲＂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在＂论文叙笔＂部分,《文心雕龙》实际考究的与《诗》有关联的远远超出上述四体。《文心雕龙》对《诗》的文体特点的总结和论述,鲜明地体现了刘勰的宗经思想,也恰当地见出了《诗》的文体价值。     

《诗经》中关于齐姜女之诗非“刺淫诗”辨

《诗经》中有关宣姜、文姜、哀姜的诗一直被人们称为"刺淫诗",三位姜姓女也多被人称为"淫荡"。然求之《诗经》内证,考之典籍记载,齐姜女"淫荡"说不能成立。这实际是春秋新变下风气的浸濡,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     

毛奇龄《诗》学理论的逻辑推演与困境突围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由反驳朱熹"淫诗"说,推演出一套"以《春秋》解《诗》"的逻辑,依靠对《春秋》史事与义理的选择性吸收,建立起区别于《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诗》体系。这一阐释逻辑通过《春秋》与《诗经》两部经典之间的深层联系,为《诗经》问题的破解找寻出路。但其驳论有偏执之失,立论存僵化之弊,致使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一旦看破作诗与用诗的区别和联系,其解诗理论便能找到突围之路。     

论严粲《诗缉》的文学思想

严粲是南宋后期的诗人和学者,其论诗著作《诗缉》虽受到的关注不是太多,然而却在宋人《诗》学研究中独具特色,他使用文学批评术语进行解《诗》并且以情性论《诗》,以＂诗＂论《诗》,有着丰富的文学思想。     

试论《诗经》按乐分类的编排体例

《诗经》有三百零五篇诗,另有六篇有目无辞,叫做“笙诗”。有人说“笙诗”只是笙乐的名目,在演唱诗歌时插入吹奏,因此它本来就没有辞;也有人说“笙诗”是用笙伴奏的诗,本来是有辞的,后来失传了。究竟哪种说法正确,现在已不能确考。总之,《诗经》中实际存在着三百一十(?)目,三百零五篇诗。 《诗经》中的诗是按《风》、《雅》、《颂》三大部分来编排的。而风、雅、颂是从音乐得名。《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但它为什么按照音乐的乐调来分类编排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我国原始时代诗、乐、舞的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

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孟子《诗》说与齐诗的经学化——齐诗“匡扶邦家”的经学特征探源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渊源何自,一向众说纷纭、难有定见。通过对齐诗的特征和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齐诗的这一经学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这也意味着,在汉《诗》经学化过程中,孟子的作用不容小视。     

秋风独倚书斋立 ?遥想真晖对暮山——读汪泛舟《敦煌诗解读》有感

汪泛舟先生的《敦煌诗解读》是一本既有学术深度又具有普及性的读物,收诗内容较为广泛且自具特点,特别是收录了讴歌归唐的主要诗篇、张氏归义军时期诗和以《傅大士颂〈金刚经〉》、《维摩诘十四品诗》为代表的佛经诗;校注、解读兼具深度与广度,多有独到之处,纠正了敦煌学界原来诗校中的若干讹误;新解析出了某些诗所体现出的新体制与新内容,首次全面深刻地辨析出《延锷奉和》实为讴歌张氏家族的辉煌史诗;并对残存敦煌文献中的35首读史编年诗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     

“述礼乐,备王道”——论孔子对《诗》的经典地位的重新确立

关于孔子之于诗学的贡献,人们所论甚伙,似已难以置喙,然大多数评论都忽略了孔子言《诗》的背景,即西周礼崩乐坏,诗教式微的现状。孔子于此重新赋予《诗》以经典意义,并将其作为其学术承传的一个重要文本,这对后世的诗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查考可见,孔子对《诗》的＂备王道＂、＂述礼乐＂的诗学定位,恰恰开孟子、荀子诗学阐释的王道派和政教派的分野之端,而汉代《诗》的经学化阐释,也多围绕这两点而开。     

品论语片段 悟教学相长

有朋友将《论语》中有关《诗经》方面的内容,以《孔子教诗》为题,攒成短剧的形式,现征得朋友录之于下,以为教师佳节的礼物,以飨读者。孔子立于庭院之中,沉吟道：＂诗三百,诗三百。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作诗的人,思想纯正,没有邪念呵。’＂（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这时,孔鲤快步恭身穿行庭院。     

从诗乐关系的角度考察“笙诗”

刘强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小雅》中的六篇“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宋以前学者持诗辞亡逸说。《毛传》：“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笺》继其说：“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此,     

“《诗序》不可废”——浅析马端临驳朱熹

马端临批驳朱熹的《诗序》说,认为“《诗序》不可废”,认为郑、卫之风非“淫者自作”。站在汉学派的立场上看,马端临的批驳是有理有据的。马端临实际上是把《诗经》看作为历史文本,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此恰恰比较出朱熹“废《序》论”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诗经》的文学本位。     

孔子以“德”说诗

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大量地以德说诗,如＂诚＂德,＂反己＂之德,＂孝＂德,＂中庸＂之德,＂专一＂之德等。对《诗》的理解和解释,贯穿了道德、仁义的立场和观点,显示了儒家＂德治诗观＂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