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入户盗窃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把盗窃数额较大或次数较多的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但很多入户盗窃行为,仅以以上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文章建议对入户盗窃行为不以数额和次数为标准,一经出现,即应定为盗窃罪.     

入户盗窃的刑法定性和司法适用探讨--以王某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为特殊型盗窃罪,但是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司法实务对入户盗窃行为犯罪化颇多争议。入户盗窃与一般盗窃罪的区别本质在于入户的非法性和场所特殊性;入户后物色财物即已危及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利益;是否获得财产性利益是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入户盗窃研究

盗窃罪始终是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的重点。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入户盗窃罪的相关内容做出了重要修订。对于入户盗窃罪而言,也降低了其入罪标准。对于某些特定的盗窃罪而言,已不在考虑盗窃次数和盗窃数额。同时,就入户盗窃而言,保护的法益也由原来的单一变得复杂。所以,对入户盗窃的界定进行新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便于我们对公民的法益采取更有效的保护措施。     

“入户盗窃”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较大的改动,“入户盗窃”就是其中一种新增的行为类型,这使得原有法益保护产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法益保护角度对“入户盗窃”中的“户”进行定性,并对这种新的入罪行为进行分析及确定“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非数额型盗窃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等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日益显著,单纯依靠原有的惩罚措施已经明显无法对其进行有效遏制。盗窃罪可对其新增的行为方式的进行相关解释,有助于司法实践。     

盗窃罪新增行为方式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及“扒窃”作为盗窃罪新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刑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对这三种行为方式进行解读,以更好的指导实践.对于“入户盗窃”,我们可以从“户”的界定,“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进行阐释;对于“携带凶器盗窃”,我们可以从“凶器”的认定,“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起算时间两方面理解;对于“扒窃”的认定,我们可以从扒窃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内和扒窃的对象具有随身性两个特征来着手.     

浅析盗窃罪的认定

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犯罪形态、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等角度对盗窃罪进行了阐释,借以排除和澄清日常生活中对某些盗窃行为的误解。     

司法实践中认定盗窃数额问题的探讨

盗窃数额问题对盗窃罪的认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依据。《刑法》及其相关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盗窃数额、销赃数额以及民事返还不当得利等的阐述在执行中容易产生分歧，为此对这些行为作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论“入户盗窃”的“入户”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单独规定为犯罪成立情形,不再局限于数额要求。两高于2013年4月4日颁布施行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3条第2款规定:"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入户盗窃与一般盗窃行为不同,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住宅安宁权及隐私权造成的侵犯不容忽视。在现实生活中,入户盗窃行为常因户主反抗,同时行为人携带凶器而转化为抢劫、行凶伤人等暴力性犯罪。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入户盗窃的"入户"的范围认定存在较大分歧,研究"入户"的主要特征从而判断何者为刑法所规定的"入户"对于解决实务问题具有深刻意义。     

扒窃行为认定的困境及出路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扒窃”成为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的行为之一,扒窃行为认定面临与行政处罚衔接、罪刑不相适应的立法困境,与认定标准不统一的司法困境.为了避免司法实践中架空《刑法修正案(八)》及同案不同罚现象的出现,应明确扒窃行为的认定标准、定罪条件,即扒窃行为应发生在公共场所,其对象为被害人的贴身财物,且扒窃行为并非一经实施即构成盗窃罪,应统一定罪条件.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从普通盗窃中分离出来,使之上升为行为犯,对其如何理解与认定,应穷尽已有的司法解释,寻求其解释的合理性与妥当性,并在此基点上探寻其立法精神与理由。     

以盗窃罪行为为切入点看待盗窃罪的范围——兼议与抢夺罪的区别

盗窃罪的行为性质到底为何种性质,对此有不同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秘密窃取,新型观点认为平和窃取.通过分析比较两种性质的观点,结合与抢夺罪的互相比较,得出平和窃取不适合作为盗窃罪的性质,应该继续坚持传统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性质,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盗窃罪法益新探--从物权角度考察

法益是指由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利益和价值。盗窃罪的法益是指为刑法保护而被盗窃行为所侵害的利益和价值。本文在分析域外“本权说”和“占有说”法益理论基础上,对我国关于传统的“所有权说”提出质疑,并从物权保护角度,提出我国盗窃罪的法益应当是对财物的他人占有本身。     

“静态盗窃”若干问题的深度剖析

从原则上看,盗窃的一般实行行为都有动态的外部表征,通过秘密地破坏占有建立新的占有而窃取财物。然,作为例外的静态盗窃,因其行为的静止,使得对其占有认定与行为着手上与传统理论存在差异。对传统盗窃相关理论进行取舍与修正,能解开“静态盗窃”中占有、着手、既遂判断的神秘面纱,从理论与实务层面对其做出解释、提出应对之策。     

盗窃罪法定刑的实然分析与应然思考

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形式,盗窃罪法定刑的历史流变映射出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在当下以人为本的社会语境下,以维护财产利益的盗窃罪仍然固守着重刑主义的阵脚,显然不合时宜。如何实现盗窃罪法定刑理性化设计,已成为学者们应然性的思考。摒弃盗窃罪法定刑重刑倾向,合理确定盗窃罪数额标准,乃是盗窃罪法定刑走向合理化的必然路径。     

网络空间中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规制

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均无法为盗窃虚拟财产行为规制提供一揽子方案。我国学者将虚拟财产分为三类。账号类虚拟财产可以作为计算机信息数据,盗窃货币类虚拟财产可以用盗窃罪进行处罚。盗窃物品类虚拟财产行为如何规制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物品类虚拟财产不是刑法认可的财产性利益,但针对其进行的盗窃行为损害了用户对网络服务的信赖利益,该利益受到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认可,也符合网络空间运行的诉求,待时机成熟,可以制定专门刑事法律对此进行规制。     

论盗窃数额及其立法缺失

盗窃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制订一套统一适用的数额标准。     

盗窃罪之立法技术分析——以两个加重情节为切入点

以"盗窃金融机构"和"盗窃珍贵文物"为切入点,对盗窃罪的行为模式和法定刑进行分析,发现<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行为模式、加重情节、法定刑设定的认识极为混乱和不科学,从而造成了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行为的构成性地位不明,加重情节规定层次混乱,法定刑设定依据与幅度失当等问题,而造成这些混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的立法技术的缺失.     

论侵占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一种将自己合法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犯罪行为，它与盗窃罪很容易混淆。区分一种行为构成侵占罪还是盗窃罪，关键是要判断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时，该财物究竟受谁的控制。如果行为人将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时，已经对财物具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代为保管关系，就构成侵占罪；如果行为人非法占有已置于他人管理范围内的财物，则构成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