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知识场活性为中介

数字技术与开放式创新间的融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尚需理论探索。本文基于战略融合的观点提出了数字化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并基于知识管理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讨数字化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知识场活性的中介作用和产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基于207家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场活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产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即产业环境动态性增强了知识场活性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促进数字化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

基于理论研究和文献分析,提出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在该模型中,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包括基于生态层和企业层的跨层次投入要素、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外部环境与组织文化的调节作用.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夯实理论基础,同时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提供重要的管理启示.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构建数字战略导向、组织文化和资源禀赋三个核心组织驱动因素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创新平台数字化/创新业务数字化）影响的概念模型,并以国内109家符合条件的制造企业为样本开展实证检验,以探究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组织条件。结果表明：（1）数字战略导向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平台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都有直接正向影响;（2）组织文化仅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平台数字化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而对业务数字化无直接影响,它通过数字战略导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新业务数字化;（3）资源禀赋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平台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均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数字战略导向和组织文化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多年来主要依赖于自主创新驱动发展。以2010-2019年的航空装备制造上市企业为样本,深入剖析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其创新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在企业数字化投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起着中介作用;政府资助正向调节数字化投入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并在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研究调控数字化投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高管团队断裂带、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企业决策制定和执行者——高管团队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中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与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高管团队关系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动态能力中的适应能力在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在高管团队关系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数字化悖论：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企业数字化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日益受到企业和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在商业实践过程中企业会面临数字化悖论的困境。本文从技术跃迁理论和战略匹配理论视角出发，基于283份企业数字化调查问卷的实证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效应以及组织柔性对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形关系，组织柔性正向调节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当前对数字化悖论的理论解释，并为企业实施数字化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启示。     

意义建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组织能力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传统企业拥抱技术趋势、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现有文献虽然对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前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但是对于认知因素如何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尚不明晰。鉴于此,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视角,文章研究了组织意义建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通过对411家企业管理者的实证研究发现：（1）组织意义建构能够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2）系统能力、协调能力、感知能力均对组织意义建构与数字化转型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组织结构惯性会弱化意义建构对系统能力的促进作用,且进一步调节系统能力的中介作用;组织认知惯性会弱化组织意义建构对协调能力的促进作用,且进一步调节协调能力的中介作用;而组织认知惯性对组织意义建构与感知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以上机制的揭示能够更好地从认知层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并寻求化解困境的有效路径。     

大数据资源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企业利用大数据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运用Mplus8.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以427家制造企业为样本，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对制造企业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组织惯例更新与数字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影响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的3个子维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利用能力和数字重构能力以及组织惯例更新都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数字利用能力、数字重构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中介效应；数字动态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本文将在理论上拓展数字化情境下大数据资源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推动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探索；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制造企业在动态环境下借助大数据资源，提升数字动态能力，加快组织惯例更新，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时代国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引领的创新产出。基于数字化研究前沿和组织惰性理论视角,采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位企业数据共享程度越高,越能促进流程数字化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公司隶属性削弱了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国有入股促进了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从企业层面揭示了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内在影响,深化了组织惰性与流程数字化互动机制对创新绩效转化的作用机理,对在位企业数字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     

数字化投资与制造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数字化投资和双元创新能力理论视角,以2015—2020年沪深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投资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分析了探索性与应用性创新在数字化投资与公司成长绩效之间的中介效果,探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数字化投资与企业成长绩效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政府数字化投资与企业数字化投资均对企业成长绩效具有积极影响;（2）双元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投资与企业成长绩效间起显著中介作用,应用性创新能力分别在政府数字化投资、企业数字化投资与企业成长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探索性创新能力在政府数字化投资、企业数字化投资与企业成长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数字化投资与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发挥了调节效应,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数字化投资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效应越强。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制造企业利用数字化投资,提升双元创新能力,推进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枢纽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模块化视角的实证研究

如何揭开数字化转型提升枢纽企业创新绩效的面纱,既是创新战略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管理实践的难题。基于模块化理论,提出数字化转型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枢纽企业创新绩效的杠杆机制（模块化产品架构）和协同机制（模块化组织架构）,以“战略—结构—绩效”的研究范式,构建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模型,通过跨层次的模块化架构演进动态分析,提出模块化架构与治理机制协同的双重演化路径。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对枢纽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2）模块化产品架构与模块化组织架构分别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上述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3）模块化产品架构及其镜像的模块化组织架构的演进,是现阶段枢纽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结构支撑。微观上揭示数字化转型的黑箱机制是对以往研究的丰富与补充,并启示企业的数字化管理实践。     

数字技术与中小制造企业绩效：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已成为我国中小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项,从数字技术赋能视角,构建了“数字技术-信息共享-绩效提升”的理论模型,基于210家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调查问卷,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研究假设。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中小制造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共享在数字技术与中小制造企业绩效之间起积极中介作用,并且数字技术与中小制造企业绩效关系还受到数字化政策感知的正向调节作用。结论丰富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方面的研究,也可为中小企业成长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双重绩效——地区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制造企业能否以及如何提升双重绩效对构建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研究使用140家制造企业2015—2020年的相关数据，基于资源和能力视角，重点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差异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和地区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2）吸收能力仅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未能中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3）地区数字化水平同时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和企业双重绩效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绩效的影响在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成长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研究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重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制造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本文以200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与绿色创新内容区分了节能型与环保型两种绿色创新模式,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这种作用主要源于数字底层技术的运用。数字绿色研发投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均能调节企业的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策略。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制造业等对绿色改造需求较大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更大程度地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实践层面对我国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能否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创新能力提升,成为其实现提质增效乃至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但现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影响,即随着数字化程度由低向高的转变,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演化趋势,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授权和人力资本结构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效益之间的非线性逻辑探索,为企业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提升创新效益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     

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企业重塑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方式而实施的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备受政府和业界关注，但既有研究对此却鲜有涉及。基于2013--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差异以及情境调节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作用。第三，战略激进度在企业数字化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企业数字化后果的文献，亦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技术型管理者认知对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的影响

在数字情境下，管理者认知成为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的来源，他们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认知和经验来判断数字化带来的可能性，而要在数字化价值与数字化本质方面拓展认知边界。依据技术型管理者认知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本研究从知识与社会化互动视角分别选择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作为技术型管理者认知对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影响的资源基础路径与动态能力路径。研究基于389名数字化赋能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Bootstrapping、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检验发现：(1)技术型管理者认知通过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双路径影响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2)在高数字意义建构情境下，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的中介效应会更强。(3)虽然数字意义建构能够强化知识场活性、组织情绪能力的第一阶段中介作用，但这一效应并非总是有效，而只有当数字意义建构大于特定阈值时，其中介效应才更有效。本文结论不仅拓展了数字创新优势来源的边界条件，而且为管理者指导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学习和忘却、组织韧性与企业数字化能力获取研究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组织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企业普遍沉浸在缺乏“数字化能力”的焦虑中。本研究在组织印记理论基础上拓展了印记反弹效应,以数字时代开启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反弹契机为背景,探索了促进企业数字化能力获取的组织特征与过程机制。采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产业的259家中国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与组织忘与数字化能力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组织韧性在其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企业网络数字氛围正向调节了组织学习、组织忘却与组织韧性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虽然在初创时期没有丰富的外部资源支持,但可以在后续发展中通过组织学习与忘却强化组织韧性等内部组织特征,并在良好的数字氛围等组织外部环境中实现更为迫切的获取数字化能力的反弹效应。     

制造企业数字创新与能力重构的过程机理研究

数字创新作为制造企业创新的新范式,其关键内涵和实施过程正成为学界和业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基于数字创新、数字化能力文献以及战略—能力匹配理论视角,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战略实施重构其关键数字化能力的作用机制和路径。通过格力电器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实施过程分为数字流程创新、数字产品创新和数字服务创新三个阶段,数字创新战略可分为效率型、新颖型和融合型三种类型导向;第二,数字协同能力、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和数字价值化能力三种数字化能力分别起到主导作用,数字化能力重构的方式包括进化式重构、替代式重构和共创式重构;第三,在不同数字创新阶段,数字创新战略实施重构数字化能力的过程机制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在数字流程创新阶段,企业效率导向的数字创新战略通过进化式重构方式形成数字协同能力。在数字产品创新阶段,企业新颖导向的数字创新战略通过替代式重构方式形成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在数字服务创新阶段,企业融合导向的数字创新战略通过共创式重构形成数字价值化能力。本文打开了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创新战略重构其数字化能力的过程“黑箱”,为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