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氏书平》的学术价值与成就

世人只知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不知韩国也有一位经学大师丁茶山的《尚书》辨伪巨著《梅氏书平》。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与成就也鲜为人知。然研究中国经学之跨文化传播以及研究《尚书》学特别是古文辨伪，不能忽视《梅氏书平》。这部书在订正旧籍旧注之误、补充疏证新的历史事实、阐释《尚书》义理之辨、考辨孔壁真本源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引起学界重视。同时研究《梅氏书平》，对于研究丁茶山这位韩国实学思想家的经学思想也大有裨益。     

刘逢禄经学思想早晚期的变化

学术界多以刘逢禄为今文经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探讨刘逢禄今文经学的发展。本文依据刘逢禄《公羊春秋何氏释例》、《春秋公羊解诂笺》、《诗古微序》三部著作。来揭示刘逢禄的经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早年与晚年的思想是有差异的，早年并不完全排斥古文经学，晚年则激烈否定古文经学。     

《左传》成书秦汉说及代有增益说综考

北宋郑獬可能是历史上《左传》成书秦汉说的最早提出者。南宋魏了翁亦疑《左传》乃秦汉初人所作。明嘉靖年间季本最早明确提出《左传》成于汉初张苍之手。近人洪业继之。然此数说无甚影响。真正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刘歆伪作说。从历史渊源来看，此说远在西汉末刘歆挑起今、古文经学之争时就已伏下了线索。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问世，标志着刘歆伪作说的正式兴起。近世以来，大凡今文经学派和受今文经学派影响较深的学者多持刘歆伪作说。但现今此说已难见持论者了。代有增益说调停春秋说、战国说及秦汉说三派之间，以顾炎武的表述最为简明扼要。对此说有所申阐发明的是徐中舒。     

郑玄三礼学体系考论

汉代古文经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应推郑玄的三礼学。但郑玄承刘歆改《周官》为《周礼》且置为三礼之首,虽使孔子以来的礼学体系在内容上有所扩充,在性质上却使之有所改变。所以,郑玄三礼学实质上只是汉代礼学的研究成果代表。至于郑玄三礼学体系是否合理,从晋唐以下尤其是宋代以来,引起学者们的质疑讨论。     

《春秋》义例的形成及其影响

汉代今文家攻驳《左传》不传《春秋》，古文家为强化《左传》的传经性质，努力缔构左传家的义例体系，因此《左传》凡例成为春秋学的研究关注重点。《左传》凡例由《左传》作者采辑相关史料撰成，并成为左传家说解《春秋》大义的义例体系核心。如果从形式上追溯其产生来源，礼例是其直接渊源之一，律例则是秦汉厦其以后春秋家义例体系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刘歆改名"秀"的再思考

正刘歆,刘向第三子,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刘歆立古文经学,打破了今文经学在西汉长达百余年的垄断,同时著《七略》,他是中国目录学鼻祖。此外,刘歆在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他丰富和发展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五德相生"替代了"五德相胜",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然而,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儒臣,在参政方面却屡遭后世学者的批判甚至唾弃。"刘歆‘助莽篡汉’的嫌疑自两晋以来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     

《竹枝》溯源

《竹枝》是起于今川渝东部的一种与音乐舞蹈相结合的民歌，它的名称由来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深刻的渊源。《竹枝》民歌内容广泛，具有基调哀怨凄苦，演绎方式灵活随意，歌舞一体，节奏分明的特点，同时还表现出男性敬慕的心理特征。《竹枝》进入文坛后形成新的诗体，历唐至民国，从西向东，由南而北，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在内容上还有了盈缩的变化。《竹枝》民歌与《竹枝词》不论在文学、史学还是其它学科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也是地方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江藩论今文经学

中国传统经学的发展经历了经今古文的衍变。在汉代有经今古文之争,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魏晋以降,古文学派成为经学发展的主流,经今文学的发展隐而不彰,今文学派的典籍也大多失传,仅《公羊传》得以保存。清代中后期,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异军突起,弘扬公羊     

《津关令》与汉初关禁制度论考

《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之扜(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和临晋关,均为关东地区出入关中的重要关隘,与沿黄河渡口共同构筑起一道由南而北的军事防线。汉政府设置"五关",实行关禁制度,严格控制马匹、黄金、铜等战略物资流入关东地区,防止汉民叛逃诸侯国,与其强干弱枝的统治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关"在汉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对于加强军事防御,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汉王朝政治心脏地带关中地区的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关系之探讨

关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的关系,前人已有所涉猎。笔者认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相如所撰《自叙》为蓝本,加以增改而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我们透露了相如《自叙》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由弹词《三国志玉玺传》谈罗贯中的《三国》原本

本文通过对《三国志玉玺传》说白部分的分析,结合作者以往的研究,认为《玉玺传》据以改编的《三国》底本,极有可能是罗贯中的《三国》原本,大约产生于1358-1368的十年间。     

欧阳修儒学复兴时代语境下的《诗经》学阐释

欧阳修的《诗本义》突破了汉唐经学的章句注疏之学,但仍是要从《诗经》中寻绎"圣人之志",这是由儒学复兴的时代语境决定的。这一语境还统摄了欧阳修"情理求诗"和"简直说诗"的意识指向,关联了"古文运动",体现了欧阳修作为"庆历士大夫"的时代文化诉求。     

论王闿运的诗学与经学思想及其内在联系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其诗学、经学思想颇具特色,别是一家。他的诗歌理论充分肯定真情的价值、特别讲究言情之微妙,视治心为诗歌价值所在。作为今文经学家,他又特别强调治礼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出融合今古文的特点。其经学、诗学思想的内在联结在于王闿运的"自治"思想,王氏以"自治"观念统领其学说,融会贯通了诗学与经学。     

朱熹《论语集注》探研

《论语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一部分，是朱熹经过40多年的用心“理会”，并“逐字称等”后，才最终写定的经典之作。其注释特点有三：第一，以程氏之学为主，兼采时人之说；第二，承袭、增损改易汉唐古注；第三，通经以求理。《论语集注》既注重探求经文之本义，又注重义理阐发，从而将训诂学与义理学熔为一炉，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阐发之义理建立在对经义的解释之上，因此成为《论语》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论吴之章及其诗作

吴之章作为"贞堂九子"之首,是一个文化区域内显赫一时的诗人,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几成"文学化石".有必要运用新时代文学批评的视角,对其生命轨迹、精神面貌、精神产品和艺术成就进行观照和审视,对其本人及诗作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加以发掘和考评.     

《山海经》两考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其独特的篇章结构和它最初是与图画相配而行有关。《山海经》书名中的“经”字并非经典之义，而是经界的意思。《山海经》产生的时代大致是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段时期内，是名副其实的先秦文献。     

诗乐分体暨《诗经》乃唱本志辨

本文研究中国诗学传统初期的诗乐分体现象，主要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分析各朝各家对《诗经》音乐关系的见解并探隐发微，考证“南”乃风之一体、“雅夏”为王畿之音、“风”非为徒诗、“颂”分歌诗舞诗诸论，辨析《诗经》实为唱本志的渊源。     

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二重结构及其意义

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文本上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结构,它表露了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隐忧,以及他在日美欧强势文化迫力下的精神反抗。正是由于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小说的写作进程被中断。《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治与文化文本,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新小说的范式,更在于体现了作家自身的政治与文化观念,由此提供了一个透析作家自身政治、文化困境的窗口。     

上博简《诗论》"《浴(谷)风》（否心）"释义--并论先秦儒家婚姻观念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26号简以" "所评析的<浴(谷)风>篇应当属于<邶风>而非<小雅>.简文" "非必以音转而读若悲、负等字,而应当依其本来的意义为释,其音、意皆与"騃"一致,含有闭塞、偏执之意.<诗@邶风@谷风>的主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表现弃妇之怨,而是在客观的叙述中蕴含了对于弃妇偏执情绪的委婉批评.孔子的婚姻观念中重视夫妻间的情爱和相互理解,"好美"、"好色"虽然位置在德操之下,但并没有被摈弃、被鞭挞.战国楚简的相关记载为认识和理解孔子以及先秦儒家的婚姻观念,提供了宝贵资料.     

“非《庄》”思想述论——从荀子到葛洪

荀子、扬雄、王坦之从儒家,而葛洪从道教神仙学立场,分别对<庄子>提出了批评,于是形成一种"非<庄>"思想.但他们在这种"非<庄>"思想中对庄学又有所肯定和吸纳,这可看作<庄子>在其流传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层面,接受社会检验的结果,是其哲学正、负双重社会效果的真实反映.这种"非<庄>"思想既彰显了儒道互济、互补的历程和早期道教取舍、改造原始道家,进行理论创造的历程,又是庄学史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