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将改变文学史的整体格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又重回读者的视野,并进而登上了大学的讲堂,成为文学史家研究的对象。苏州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发源地,而苏州大学则是当今研究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之一。这一研究团队提出了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应该“双翼齐飞”的文学史观,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而通俗文学要入史,还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否要‘‘向前位移’’;二是如何就中国现代文学史“双翼齐飞”的整体格局达成基本的共识。     

论现代大众通俗文学的流变轨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独树一帜。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呈现“热”现象，本文试图从界定、流变轨迹两个方面对1911—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众通俗文学做一个概貌式的梳理。     

雅俗对照,多维建构: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长期以来．通俗文学一直被放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版图之外。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社会思潮的开放．通俗文学逐渐被一些有识之士所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研究界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不仅有专业的断代通俗文学史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也有大量研究通俗文化的文章发表。这些著作和研究文章多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古今转型．以及各个历史阶段优秀作家作品和相关文学现象的评论,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聊斋俚曲》的创作及其成就

<正>在中国文学史上，蒲松龄是为数极少的既在传统文学的领域中，又在通俗文学的领域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作家之一。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诗词文赋以及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而且也给我们留下来璀璨的通俗文学巨著《聊斋俚曲》。     

评《台湾通俗文学论稿》

海峡两岸隔绝了30年以后，从1979年起，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对台湾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已成了一门“显学”，至今已有多部台湾文学史，并有专门的台湾诗歌史，台湾小说史和台湾散文研究著作。但是，也许是研究者的忽略，也许是资料难以搜集，也许是因为工作量太大，对台湾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或者干脆不作论述，或者只在专著中略作评论，因此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台湾通俗文学的情况，还是若明若暗，并不怎样清楚。方忠的《台湾通俗文学论稿》则对台湾通俗文学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资料翔实，观点新颖，为台湾文学研究作了一项拓荒的工作。     

呼应市场 追寻现代——新文学烛照下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论析

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重要一脉。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作为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市场的激发、催化,使其呼应市场需求,独立发展自身,在总体上保持通俗小说的特性;“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烛照,又使其在主流方面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文学靠拢的同时,不断追寻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启蒙的现代性目标。     

1943年登上文坛的赵树理和张爱玲

越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从两人的写作策略、作品问世的过程和面对各界不同的反应所持的态度三个方面来比较两人的成名过程,可以见出：他们的出现显示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使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四十年代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Structure · Criticism · Space——Discuss on the Enlightenment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from Wellek's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文学史理论是韦勒克文论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主张写一部既是文学的(“文学”史)又是历史的(文学“史”)书,从“空间”角度厘定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构成结构、批评和空间三维透视的立体文学史现.这种三维透视的立体文学史观,对当前中国文学史写作探索提供了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形象、身份、策略--异质文化语境下文学的文化传递

近年来,美华文学研究逐渐演变为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方兴未艾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出现了重心从东南亚向北美转移的趋势。本专辑讨论了美华文学研究的两个思路——美华文学文化主题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美华文学中的台湾作家群,当代美华女性文学,“白马社”与当代美华文学史,美华文学在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传递以及美华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论述等问题。     

陈子展与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

作为最早以＂史＂出现的两部主要属于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史专著,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尽管其文学史观明显受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影响,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和无征不信的严谨学风,又使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胡著,得出许多创见,并以其长久的学术生命力或明或暗地参与了与其后逐渐建构起来的近代文学史的对话,为推进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全面和公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批评的艺术化——读《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体现了方卫平教授在儿童文学的史、论、评等研究领域所显现的艺术化的批评特质：在文学史书写部分,他以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来对史料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在理论探索部分,他对儿童文学理论进行了一次有意味的艺术化挖掘;在文本评说部分,他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了艺术化的感悟和解读。     

胡适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比较——兼谈平民文学的界定

胡适、周作人都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倡导过平民文学。但胡适的平民文学观又与周作人有诸多不同。在胡适那里,平民文学不仅中国自古就有,而且与国语文学、白话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等都是相通甚至相同的。这种诠释起码失之宽泛。事实上平民文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和平民主义的产物,是一种具备现代性的、视新文学作家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主张,周作人的理论首倡正体现着这些涵义。随后,不仅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毛泽东、阿英、郑伯奇、鲁迅等人也都是依循这些涵义做出或发表对平民文学的评价或看法的。     

谢有顺的文学姿态及其对小说家关注的空白

谢有顺的学姿态是独特的，首先他是读是学爱好最后才是批评家，个人的写作状态处于游离状态，游离在作家与理论家之间，时刻呼唤当代大师梦想未来。这样的姿态得到了作家的尊敬和理论家们的宽容。他的梦想是给作品带来生命。他的学姿态给当今坛带来另一种新的气象，蕴含了一种有颠覆力的预言。即使他很有才华，但他也有关注的空白或说不愿深入的领域：比如说今天中国作家们并不太自由的物质精神人际关系生存环境，还有评价标准的过分格式化和泛化，以及对学史权力的忽视等等，这些都埋下他写作困境的伏笔。我的疑问是，他身上浓厚的大师情结，过分寻找追求大师的激情，会不会使自己成为造神运动中的一颗棋子?     

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

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他拥有"史家之心",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他具有"智者之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审视社会的演变,洞察人性的精微,揭橥作家的心态;其著述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大学问、大文章。他肩负"文人之志",称许古代作家的"文采"、"才情"、"情致",其中国文学史著述极富文采和情感,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字里行间流淌着一股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郭预衡先生彰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以丰厚的中国文学史著述,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形成独具风标的学术品格。     

论汪藻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文学和史学创作影响

汪藻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名臣,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在人生经历上,他历任多职,然颇坎坷。汪藻丰富的人生经历影响到他的文学和史学创作。在宋代文学史和史学史上,他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植根于传统土壤中的新思维 --谈胡适文学革命中借古开新的倾向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倡导文学革命,号召民众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凭借着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他成功的回到历史为白话文学寻找到可靠依据,并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以此为参照,领导新时期文学革命.通过对中国白话文学史的梳理,胡适推演出白话文实为文学正宗的结论.白话文地位的确立无疑有助于文学的自然发展,也有助于更好的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方法,促使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止步之处向前推进。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语文学”,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更彻底,因其从根本上颠覆了文白高下的传统价值认定,“白话”因此与“国语”划上了等号。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后的俗语文学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但其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胡适则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此说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也谈通俗文学研究的路径——以《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为例

通俗文学的研究率不由径,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论文从冯保善《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一书说起,评述了其研究通俗文学的两个特点,即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睿智的学者眼光。同时,论文还指出,研究通俗文学,既要主张对传统文化的熟稔,也应怀抱对现代生活的情趣,惟其如此,研究才能产生心灵的呼应,并发掘人生真正的乐趣。     

齐思和史学思想探析

齐思和的史学成就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密切相关。他以维护“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阐述其史学功能观;在史学著作的文字表达方面提出“有则更好,没有也可”的观点;在什么是理想新史、编纂新史的步骤与组织形式等方面齐思和也有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