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排污税、拍卖的排污许可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企业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无关。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发现,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价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都成正相关;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上,若政府不控制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数量,则排污税和拍卖的排污许可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而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政策效果最弱;若政府能对可交易排污许可数量进行有效控制,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及政策启示

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及导致经济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排污税、排污许可证、统一的排放标准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当传统技术和绿色减排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存在交点时,三种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影响模式相同;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若考虑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等异质性,则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会呈现更为复杂的非单调关系,可能存在“倒W型”.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配合适度的严厉性可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异质环境政策、高管风险偏好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多措并举的异质环境政策能否真正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风险偏好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围绕环境政策与高管特征两个维度,以2013—2018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1实证检验了激励型与惩罚型两种环境政策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异同,以及高管风险偏好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激励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惩罚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关系;高管风险偏好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正向调节环境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异质环境政策的合理匹配与有序投放,再加高管冒险精神的适度提高,是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有益之举。     

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采纳程度关系的研究

通过分析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动机,以排污权交易为例,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采纳程度之间关系。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求优化解,发现在排污量与企业产量成比例变动、技术进步会减少单位产出的排污量的情况下,当传统技术和绿色减排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存在交点时,企业绿色技术采纳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这由边际污染损害函数的斜率和绿色技术的采纳程度也呈现"倒U型"关系所决定。若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因素,会呈现更为复杂的"倒W型"非单调关系,甚至是锯齿形关系。     

符合环境规制下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进的演化博弈分析

在符合环境规制下,运用演化博弈论研究了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进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所获得的市场增长率及掠夺采用现有节能技术企业市场份额越大时,企业双方改进节能技术的概率越大;政府提高节能技术改进的补贴系数及碳税税率对企业节能技术改进行为产生正向激励;现有节能技术碳排放量越大及改进后节能技术碳排放量越小均利于节能技术的改进;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所支付的综合成本越小及现有节能技术带来的收益越大,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概率就越大,反之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概率就越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培育绿色市场、增加节能补贴以及实施碳税政策等方面提出激发企业改进节能技术的政策建议。     

基于排污权交易的最优减排研发补贴研究

通过两阶段博弈模型构建,文章研究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最优减排研发补贴政策,分析了减排研发补贴政策对污染物减排、企业利润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减排研发补贴与排污税政策搭配使用的效果。结论表明:首先,当排污权的市场交易价格小于某一阈值时,政府应对企业的减排研发进行适当补贴;当交易价格等于或超过该阈值时,政府不提供补贴或对企业的减排研发进行征税。其次,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减排研发补贴政策具有较好的减排效果,并且能够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社会福利水平。最后,政府选择合适的排污税与研发补贴搭配使用不仅能激活排污权交易市场,还能使得研发补贴政策的利润和社会福利效果最优,从而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环境技术创新与绩效

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乃至企业绩效,因此有必要验证市场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组合对环境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应用调查问卷数据建立完整的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环境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以往大多数产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及其效应研究不同,本研究充分考虑了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环境意识等变量从而降低了遗漏变量偏差。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有利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部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如排污收费制度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和排污收费制度、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有利于企业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促进企业绩效。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产业特征对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的交互影响

   有关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的研究对产业特征的关注还不充分,影响了对激励政策产业层面效应的深入理解。本文认为更为系统地重审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效应,有必要将产业市场竞争度与产业技术吸收能力同步纳入研究模型,因为它们分别影响产业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动机和技术创新能力。当产业市场竞争度与产业技术吸收能力都处于高水平时,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最为明显。实证数据来自和五类使能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的16个制造业的2013—2017年的数据,包括R&D资本存量、全时人员当量、发明专利申请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和以DEA视窗方法计算得到的产业技术创新绩效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技术吸收能力放大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但是R&D补贴政策对于技术吸收能力低的产业有更高的正向效应;当技术市场竞争度高时,技术吸收力对税收优惠与R&D补贴的正向促进作用最高。本研究深化了对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理的理解,并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充分重视产业的市场竞争度。     

环境规制、R&D投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绿色竞争力的前提,也是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微观基础,已有研究均未探讨这一能力的形成机理。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分析,构建多变量综合作用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结构模型。通过对福建省11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规制对RD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D投入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消费者参与、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在RD投入向绿色产品创新能力转化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自主创新补贴政策的效应分析——考虑税收的抽肥补瘦因素

 补贴政策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激励手段。补贴政策有收益、有成本。只有其收益大于成本时,补贴政策才会具有生产效应。补贴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可区分为分配效应与优化结构效应的影响。补贴政策是否具有生产效应,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初始企业结构、补贴政策力度、补贴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比较研究

在创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其收益大于其他类型的创新活动。本文在传统的A-J模型框架内,引入低碳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系统分析了碳排放税、碳排放标准、减排补贴和碳排放许可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每一种环境政策工具都存在一个最优水平,但其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和经济效益有所区别。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市场机制完善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而鼓励导向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工具组合,提供理论指导。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税与企业技术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选取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即环境税有效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和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发明专利申请量）;（2）环境税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年环境税有效地提升企业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技术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当年环境税有效地提高企业第二年的技术创新产出（发明专利申请量）;（3）环境税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呈现高质量化特征,即环境税并不能显著地提高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量,却能显著地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这些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不变。研究结论为新时期完善中国环境税以及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低碳经济时代,推动绿色创新的研究和发展是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U影响;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均会削弱该U型影响,且随着强度的升高,削弱效果愈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实证分析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专利质量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既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扶持幼稚产业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在考察两种财税政策对专利质量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绩效分析的视角,检验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组合使用时对专利质量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两种政策均对专利质量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且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第二,补贴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阈值,在该阈值范围内时,税收优惠作用最佳;第三,同样,税收优惠也存在相应的阈值,当优惠超过该值时,更有利于显现政府补贴的作用,识别并充分利用该阈值,才能实现两种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董事会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有效整合内部治理和外部规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基于制度规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以2009-2014年45家重污染行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本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董事会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显著影响,且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呈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客观现实,并举外部环境政策落实和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和减污排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