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诗:魏晋文人生命的哀歌

用诗歌的形式来叩问死亡、抒发由此引发的忧伤，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挽歌即其中之一种。挽歌起于执绋者的讴歌，本是送葬仪式的组成部分，但是自汉末起，挽歌的抒情功能被强化，开始在葬仪以外的场合流行起来，此后，魏晋文人不仅好唱挽歌，且自制新辞，文人挽歌诗往往带有自挽的性质，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陶渊明的《挽歌诗》堪称此类作品的千古绝唱。     

陶渊明挽歌诗研究

陶渊明挽歌诗是中古时期挽歌诗的巅峰。本文首先从陶渊明挽歌题目和其挽歌是否为临终属纩之作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陶渊明挽歌诗在魏晋六朝挽歌诗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力图从挽歌与挽诗的角度阐发陶渊明挽歌诗的价值。     

浅析《文选》中的挽歌诗

挽歌即送葬之歌,由牵挽灵柩的人所唱,其起源颇早。魏晋文人喜以挽歌为题作诗,借以集中细致地歌咏作为生命个体的生之快意与死之悲伤,同时这种复杂的心态也赋予了挽歌悲怆与旷达的复杂况味。文章试用比较阅读的方式,对《文选》中收录的挽歌诗作简要论述,以期梳理并展现魏晋不同时期文人的生死观。     

汉末魏晋挽歌及其流变论－兼谈挽歌的产生

尽管挽歌产生的确切时间和原因今天已很难说清，但到汉末魏晋时，葬礼中使用挽歌以助哀已成惯例，却是不争的事实。汉末魏晋人除了在葬礼中使用挽歌外，他们还喜欢在“宾婚嘉会”之际或日常生活中于酒酣之后吟唱挽歌，但已明显不以助哀为目的，相反，崇尚“以悲为乐”的审美时尚，表达身处乱世的人们对于生命危浅的惶惑和忧惧，追求行为的放诞和风流，则成为汉末魏晋人喜欢在非葬礼场合于酒酣之后吟唱挽歌的原因和目的。汉末魏晋人喜欢在非葬礼场合于酒酣之后吟唱挽歌，这实际上是以助哀实用为目的的葬礼挽歌在本时期产生的“变调“亦或说流变。     

躁动酝酿出的"蒜酪""蛤蜊"味--元代文人精神与元曲风格之关系探析

魏晋文人的诗酒风度、北宋初期文人的享乐意识，以及元代文人的浪子风流，都引起了当时文学风貌的变异。元初因统治者轻文重武，停开科举，以至于形成“儒人今世不如人”的局面。精神支柱的倒塌、生存环境的不安定、被政治抛弃后的失重和道德评判标准的失衡，引起了当时文人们思想的躁动，这种思想的躁动应该是元代散曲“蒜酪”“蛤蜊”风味形成的根本原因。     

魏晋伤怀悼祭文学中的生命主题

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魏晋,人们的生命十分脆弱,充溢在魏晋诗文中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文学解放思潮影响下,魏晋士子文人对生命进行思考,不同时期的文人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生命出处。建安时期文人用建功立业来使生命得到永恒,正始文人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率性而为寻求精神的解放。     

陶潜《挽歌诗》与魏晋佛教“三世之辞”

本文认为，陶潜《挽歌诗》三首，是凭藉了魏晋佛教“三世”神学想象才得以突破我国千百年来的《诗》《骚》传统，于现实人生之外另辟出一“幽冥”鬼世界来，抒写其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使之成为千古绝唱的浪漫主义杰作。     

书信中的文人与文学——以汉魏之际的创作观念为中心

建安时代是“文人”从“士人”群体中分离出来而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创作者是当时“文人”集团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表达了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全新理解,包括以辞赋的审美性彰显非功利的文学个性、在五言诗创作中借鉴辞赋的字斟句酌以加强描写的审美意义以及抒情小赋的诗化趋势等时代经验。而书信中流露出的时代剧变中“文人”何以自处的复杂心态更是对汉魏之际历史变迁的生动折射。重温建安“文人”的书信创作不仅是深刻理解当时文学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直接途径,对于重估“文学”自觉于魏晋这一经典文学史命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人生如寄:中国文学"生死"主题的新变及价值倾向

文章从汉末魏晋诗歌“生死”主题的艺术表现新变出朝露、浮萍两意象和殇子、游子两主题的现象入手,从哲学的、语源的、情感逻辑序列及历史背景等方面,探析这一新变与汉末魏晋文人的生死断言--“人生如寄”之命题的逻辑关联,从而展示出中国文学＂生死＂主题所蕴蓄的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价值倾向.     

略论陶渊明的《挽歌诗》

陶渊明以田园诗名世,相比之下,其《挽歌诗》不太引人注意。其实,陶氏《挽歌诗》视死如“永归于本宅”的境界,将个体生命融入整个宇宙的意识和阔大的气度,使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自我。这与其田园诗中表现的敝屣功名,崇尚自然,处世率真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研究陶氏数量不多的“挽歌诗”,对于理解“挽歌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对于深刻理解陶渊明田园诗中的抒情人格有重要的意义。     

中古挽歌诗的起源及形态简论

从对后世文人挽歌诗的影响方面来说，《薤露》、《蒿里》要比《虞殡》、《绋讴》大得多。挽歌诗实际滥觞于《古诗十九首》十三。大量的挽歌诗中都或多或少用这种方式表现出了对丧葬礼俗的参与。     

张扬的自我潇洒的气质--评魏晋风度

魏晋时代是个风云变幻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时期,本文着重分析魏晋风度的具体内容,并把它划分为“人的自觉时代”、“文学的自觉时代”、“艺术的自觉时代”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酒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它是魏晋时期文人名士们惊世骇俗的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使得魏晋文士们常常“借酒浇愁”,排解心中的郁闷。本文试图从酒与“魏晋风度”的关系出发,探讨酒与“魏晋风度”的文学价值以及永恒意义。     

心潜旧章 志发新意－－评顾农《魏晋文章新探》

《魏晋文章新探》为顾农研治魏晋文学的论文集，此书在钩沉索隐史料、细致分析作品的基础上，考察魏晋文人在当时政治背景中各自的心理、性格及行迹，观照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其治学谨严，注重证据，研究角度新颖，体现“务去陈言，颇示己意”的学术品格。     

何晏诗考

魏晋文学的风格,是在儒道两种思想消长而又相互结合的情形之下的流转,所以要说明魏晋文学的风格,必先了解其时代思潮的本质。在那种特殊的历史境况下,无论是建安文学还是正始时代都受到儒道调和作用的影响,魏晋文学的风格才开始有文学实用与声气合一的转化。何晏的诗虽然仅存世3首,但不难发现何晏的诗在这种文学精神的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论象征主义诗歌的“死亡主题”

“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对死亡的表现尤其普遍,但又没有一个流派像象征主义诗派那样,几乎每个诗人都涉笔死亡,更有甚者,直接以“死”、“死亡”或“死者”等为诗题,由此形成象征主义诗歌中明显的“死亡主题”。但是,我国的评论界尚未正视这一...     

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他的诗长于四言,     

先秦至南北朝诗歌教学策略

<正>先秦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史,是民歌向文人诗发展的阶段。从先秦至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治多变,文学创作丰富繁盛。从时代侧重点来看,其内容大体包括:《诗经》《楚辞》,先秦歌诗谣谚;汉乐府、汉古诗;魏晋文人诗;南北朝民歌等。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选录了《诗经两首》《离骚》《孔雀东南飞》《诗三首》等代表作品。探究民歌和文人诗的不同特点能纲举目张。一、民歌和文人诗的不同魅力1.在内容上,先秦南北朝民歌通过大时代背景下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文人诗     

魏晋名士言行的精神内蕴之探析

在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魏晋名士更是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让历代文人效仿、推崇。文章主要通过对魏晋名士言行的探析,从三个方面——避世远祸、儒与道的调和、个体的自觉。揭示了魏晋名士言行背后的精神内蕴。     

魏晋文学的美学特质

魏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寄托了作者对人生命运的感叹与沉思,蕴藉着巨大的时代意义。魏晋文人敢于直面人生,堪称勇于进行社会反思与自我反思的精神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