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明武宗猝死后,明代政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改革所依靠的力量不是杨廷和集团。恰恰相反,要改革,首先必须要清除杨廷和集团。杨廷和集团违背武宗遗诏挑起的大礼议为新科进士张璁提供了脱颖而出的平台。张璁以其敏锐、自信、求实和坚强意志经受住了大礼议的考验,同时得到了世宗的赏识和信赖,这才是嘉靖改革的起点。张璁是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是明代改革第一臣。     

论王守仁思想在明代大礼议中的运用——兼论王守仁思想对嘉靖改革的影响

明代大礼议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新锐改革派最终战胜了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老派.随后,改革派继续在王守仁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嘉靖改革.     

嘉靖前期裁革冗员述论

嘉靖前期裁革冗员的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杨廷和等人依据世宗即位诏书对正德时期的冗滥予以初步的裁革；二是“大礼新贵”张璁、桂萼等人被重用之后，改变了杨廷和等人的作法，将裁革范围扩大为永乐至正德年间。第二阶段的裁革由于得到世宗的积极支持。故取得了显的成效。同时，张璁等人制定了相应的对策，较好地防止了冗员的再度严重。这一时期对冗员的裁革具有典型性。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

自“靖难之役”之后，“大礼议”是明代历史的一大分水岭。要客观地认知大礼议，须对武宗拒绝立嗣有一全面的认识。武宗生前屡屡拒绝公开从宗室中选立嗣君的要求，未能行使立嗣权，直接造成了武宗的断子和孝宗的绝孙。同时，也决定了世宗继位的特殊性。武宗未效法宋仁宗在前，世宗拒绝效法宋英宗在后。武宗拒绝立嗣的行为就已经决定了大礼议的走向。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失败是必然的。     

密疏政治:明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

和明代中叶的其他皇帝一样,明世宗嘉靖皇帝也被学界视为怠政君主的典型之一.但这样的结论,恐怕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嘉靖朝历史的一些现象,比如,世宗皇帝的不临朝或少临朝多被认为是嘉靖皇帝怠政的最主要表现,而实际上却是"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明世宗实录>卷566);说他修玄好道几十载"不理政事",却是"大张弛、不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     

论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明廷政局的走向

要在明代中后期历史研究中取得突破，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无疑是最佳切入点。在这一特殊时期，武宗朝遗留的五种政治力量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其中内廷势力和阁臣迅速走向联合，主导了政局，顺利地完成了皇权的移交，其功绩值得肯定。然而他们又与武宗弊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尽管杨廷和等人利用皇位空缺时期构建了明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文官集团，但在对洪武以来形成的政治危机进行改革的时代要求下，他们作为旧时代的象征退出历史舞台乃是历史的必然。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因灾求言与嘉靖八年初明世宗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大灾荒和其他灾异的频现,对因信道而一贯敬天的明世宗而言,有着格外强烈的心理影响,所以明世宗在嘉靖八年（1529）正月诚心因灾求言于群臣,以求革除当时政治中的诸多积弊。因灾求言促成了嘉靖八年（1529）初的大力改革,使得当年成为嘉靖前期改革亮点颇多的一年。这不仅有助于嘉靖七年（1528）大灾荒引发的临时财政危机的缓解,还产生了不少影响此后多年的改革成果。不当忽视这类颇具偶然性特点的除弊举措。它是明代皇帝常因灾求言而大力革除弊政以收一时之效甚至某些长远之效的一个缩影。     

谈杨廷和

出生在四川省新都县的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是著名文学家杨慎(升庵)的父亲。他生当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由进士仕至内阁大学士。在他主政时,诛戮大宦官刘瑾,阻止武宗南北嬉游,反对世宗破坏国统,实现政治上的全面改革,是明代推行法制的一位精明政治家。 明朝初年,生产力虽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经过一百年左右,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贵族、权豪对农民肆意掠夺,残酷压榨,土地兼并空前激烈,布满全国各地的皇庄、庄田侵占了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将近一半。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收税的土地面积有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税田面积就下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关系理论述评

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目标。政治学家们围绕着二者的关系进行着长期的理论探讨。其观点大致可划分为并存理论、冲突理论和调和理论。在对此冷静审视的基础上 ,发展中国家要立足于国情 ,在稳定中求发展     

政治参与与政治和谐刍议

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和谐是政治文明建设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和谐,但是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必须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形成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政治和谐与政治思维转变

政治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社会制度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转型中实现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要求转变激进的政治思维,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保持民主与民本的必要张力;在中外政治思想贯通中实现目标平等向过程平等的转变;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实现制度建设与政治文化的吻合。     

论构建现代政治认同的政治基础

政治认同是保障政治稳定的基础和推进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现代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引起重视和着力解决的政治命题。学界对此问题也做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然而,研究角度过于狭窄。本文从政治认同的客体构成要素来展开论述,认为合理正义的政治体系、合法有效的政治行为和灵活普惠的政治价值是构建现代政治认同的政治基础。     

常态和非常态政治下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

政治制度与社会变迁是政治发展的前提,但变迁社会的非常态政治秩序往往引发对非常规政治手段之正当性和风险性的争论。基于马基雅维利对常态政治与非常态政治的划分,归纳了常态政治下受到现代政治价值规约的政治目的与手段之关系。常态政治并非一成不变,在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存在四种典型性非常态政治,即建国之前、制度变迁、宪政变迁与宪政困境、外部威胁。非常态政治是一种不稳定的秩序,在实现其向常态政治的演变过程中往往会以政治目的为名打破常态政治下通过法治秩序对政治手段的约束。本文还梳理并评价了相关学者与学术流派对四种典型性非常态政治下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之关系、政治手段运用的正当性和风险性的阐述。非常态政治下的制度创新与持续试错促进了政治发展,规避其中的政治社会变迁风险要遵循审慎原则,在制度层面上以程序正义替代实质正义,以法治民主取代多数滥权。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稳定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稳定,但是背离客观条件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必须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形成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政治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

政治文化的传统、现状与发展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实践的发展与成熟,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有效消解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并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有益内核,培育与发展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     

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以从根本上满足社会民众对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诉求。     

政治社会化与政治稳定

实现并保持政治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带来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政治社会化对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政治社会化，才能使我国公民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使社会个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只有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水平，才能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主流政治化深入人心，有效抵制非主流政治化对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不断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公民掌握参与政治的实实在在的知识技能，从而有效促进权力运行和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化，有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