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超越

在中国传统社会,义利观主要包括"崇义轻利""义利并举"及"重利轻义"三种价值取向,其基本要义是"义利和合".在现代社会,"正确义利观"实现了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式发展,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分析二者之间的理论关联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当代大学生义利观教育.     

大学生义利观的价值取向探究

当前大学生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既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又受传统思想及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其义利观表现为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主流,多元义利观并存的趋势,同时存在一些消极的义利观.本文作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部分大学生的义利观信息,试图通过对其特点进行简析,阐明科学的义利观是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践和研究,进一步探索既符合社会实际又贴近高校特点的、体现大学生内在发展要求的新型义利观教育的途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义利观的探究

儒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产生了自己学派的思想。西汉以后,儒家的义利观随着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传播开来,儒家义利观作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此,通过梳理儒家义利观的演变过程,分析儒家义利观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当今社会的指导和启示,总结利用传统儒家义利观思想指导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积极意义。     

先秦义利观对客家廉洁文化的影响

由于客家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对客家廉洁文化形成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先秦义利观作为客家廉洁文化的传统底蕴,为客家廉洁文化的溯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传统义利观对古代君子品格的塑造和民系的群体意识的影响直接对客家廉洁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儒家义利观的传承与发展

推动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转化,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儒家义利观的改造,经历了以破为立的伦理觉醒、破立结合的内涵重构、辩证统一的科学阐释、守正创新的价值拓展四个阶段,并科学地回答了义利的价值基础、辩证统一等问题,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了儒家义利观在个人道德修养、振奋民族精神、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对儒家义利观的传承与发展,既体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敬自豪的态度,又显示出立足现实、改革创新的精神。     

浅析邓小平义利观思想的特色

邓小平义利观思想，是在吸取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思想的合理内涵并参考我国建国后经济建设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     

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以义利观为核心，系统考察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及其逻辑发展过程，先秦儒家从孔子到盂子再到荀子，围绕着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群体发展与个体存在，理性要求与感性欲望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注重道义原则、注重群体发展、重视理性要求的传统，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既有其理论贡献，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失。客观地评价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养分，对于我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价值转换和价值体系重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义和利的对立统一、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是我国极富特色的传统义利论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义利思想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高度融合的结晶,是古老的义利观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认真学习和践行邓小平的义利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以康有为和严复的求富规划为分析对象

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诸多社会治理理念,随着政治语境的变迁,它们都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中国传统义利观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对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问题,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康有为和严复曾进行过积极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考充分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求富规划的建构当中。通过分析康有为和严复的求富规划,我们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传统义利观进行了颠覆性处理,不过他们两人在对待重商主义问题上却都持有一种支持－反对的摇摆立场,充满着浓浓的暧昧情味。遵循康有为和严复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逻辑,我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思想转型的机制、特征和不足有了一个更为真切的客观认知。基于这种客观认知,我们能够取长补短,进而有助于提升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质量。实际上,康有为和严复以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思考为节点,展现了一幅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转型图像。     

社会主义义利观与经济行为初探

社会主义义利观与传统的义利观有本质的区别，是一种新型的义利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用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从既要自主又要监督、既要竞争又要协作、既要先富又要共富等方面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儒家义利思想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爱人”、“重义”、“丑私”、“术慎”是先秦儒家伦理的义利思想的特点,其对当今中国社会仍具有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小议《广雅疏证》的“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作为传统训诂方法之一,虽早在汉代已出现,但缺少系统化、理论化。清代是训诂学的鼎盛时期,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因声求义＂这一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广雅疏证》借助＂因声求义＂的理论,在同源字、连绵字、通假字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义以建利”与“以义制利”－传统儒学义利观的二重义蕴

传统儒学的义利观以孔子提出的“义以为质”为基本立场,它在义利之辩中具体展开为“义以建利”和“以义制利”两个方面。义利观的二重义蕴在先秦均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因而具有较为合理和稳定的形态,但“义”功能的双重预设内在地蕴涵着矛盾,使两个方面实际上存在 着分离的趋向,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分别发展或强化了其一个方面。到明清之际二虽又有了平衡发展的契机,但明清诸儒的探讨是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因而没有摆脱传统儒学义利观的困境。     

先秦儒家义利观评析

儒家义利思想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孔子、孟子、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义利观思想,其作用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社会。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让转义“A是A”及同构句的语义认知

让转义"A是A"及同构句是现代汉语里一种非常特殊的表达形式,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体现语言经济性原则的格式,其结构以对称重叠词语为特点,表达的语义有显义和潜义之分,语词表象的显义往往体现为肯定性叙述,委婉否定的语态则是潜义表达,可以说这种句式是现代汉语情态表达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它的语义结构来看,同形语词处于不同的语义层次,充当的语义成分就不同,从而导致了语义特征差异,显示出一句话两层语义的效果。     

儒家“义”思想的演变

义、利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作为理论式的思考应该出现在春秋时代。从此义与利成为中国哲学一对主要范畴,而义利之辩也一直贯穿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孔、孟、荀对于义、义利关系的论说还是比较适恰的,其基本思想观念是重义而轻利,但义与利相对待而生,不能离义而谈利,也不能离利而谈义;到了董仲舒那儿出现一偏,对利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至宋儒朱熹更是一偏,对义的限定采取了天理与心得双重管制,用天理人欲阐述义与利。     

简析中华传统武德的儒文化内涵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便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华传统武德正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文化。中华传统武德彰显了儒家＂仁＂的精神内核,蕴涵了儒家＂义＂的伦理精髓,富含了儒家＂礼＂的精神要旨,凸显了儒家重＂信＂的伦理观念,映示了儒家尚＂勇＂的仁德践履。当前,加强武德教育,对提高习武者的道德修养、培育人文精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释与对话:杜维明儒学复兴思想析论

作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他将儒学界定为"哲学的人类学",其实质乃是以人文主义的视野赋予了儒学的宗教向度和人文精神;他坚持从"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两个层面辩证分析启蒙主义遗产,同时坚持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对峙视野下来解读启蒙现代性内在的困境所在,从而彻底打破了"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法。杜维明主张"儒学传统的文明对话",他相信,儒学只有面向全球不同文明开展交流和对话,才能获得其后续的生命力存在,但如何将儒学价值落实到中国本土社会实践和民众世俗情感认同中,却依然得不到合理解释和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