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迟诗歌的都市书写

徐迟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市诗歌书写中的代表诗人,通过对其《二十岁人》诗集的解读,结合作者的都市意识、创作个性,探究其都市诗歌中的诗学主题和艺术魅力。     

在时代的合唱中把握自己——徐迟抗战至“文革”前的诗歌创作研究

徐迟抗战直至“文革”前创作的诗歌在内容题材、思想指向和艺术品质等方面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存在着“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革命战士的风貌”、“以格律诗的形式来表达内心感受”、“唱着颂歌,使诗歌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载体”等明显的时代共性;与此同时,又葆有“幻想”、“唯美主义的艺术倾向”、“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等突出的审美个性。原因在于徐迟始终将个人的创作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     

论《江南小镇》的审美价值追求

作者细读徐迟的《江南小镇》,从“求真意识”、“求善价值”、“审美理想”方面洞察、解析徐迟晚年的传记,诠释《江南小镇》创作中以“真、善、美”为内涵的审美价值追求,感受徐迟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人格、情感倾向和理想志趣.     

徐迟诗歌地理意象呈现的三种形态--以三十年代诗歌为例

徐迟20实际30年代的诗歌中的地理意象存在三种形态,即以自我为中心对自然地理的平面观察,因而诗中的地理意象以平面形态出现;以对中国、世界与宇宙三位一体空间的立体观察,因而诗中的地理意象以立体形态出现;以对故乡、都市与世界等地理的深度观察,因而诗中的地理意象以象征形态出现。处于平面形态的诗歌,其内在的意蕴及其艺术的表现缺乏深度;进入立体形态的诗歌,往往能够给人以开阔的意境与多重想象的空间;进入象征形态的诗歌,往往能够给人高远的诗美空间,令人回味无穷。三种形态在其诗歌之中,并不是绝对的呈现,往往有所交叉与渗透。以地理意象作为视点,会发现徐迟的诗歌写作并不稳定,而是时刻处于不断探索之中。     

中国当代诗歌的基本走向和前沿思考

中国当代诗歌与政治、经济、化、教育、社会诸问题联系紧密，其基本走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以政治为本”的诗歌；80年代至90年代是“以语言为本”的诗歌；进入21世纪以来转向“以人为本”的诗歌。多元共存、兼容自由、关注人性和生态环境，已日渐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     

文体革命——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诗歌形式变革之一

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和70年代现实主义运动的洗礼,台湾诗歌80年代以后已进入诗思和诗艺的多元化发展时期。较之大陆诗歌长期重视“写什么”,台湾诗歌更重视“怎么写”,强调诗歌文体实验和探索精神。就诗歌艺术形式的变革而言,除了“图像诗”的视觉美学实验与“新格律”的新探索以外,台湾当代诗歌的文体革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具体表现为文类边界的突破以及技术与诗艺的遇合。     

美国经典诗歌的立体和综合性研究——李正栓、陈岩《美国诗歌研究》评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普遍性的陈述”正是“诗的目的所在”,诗歌的这种目的性指向也即人类共通的生活经验及情感体验,为不同民族之间的诗歌交流提供了契机。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以及美国现代诗歌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与启迪已逾百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我国经历了对美国诗歌大规模译介和研究的两次高峰期。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     

以普拉斯和翟永明为例论中西女性诗歌

西方的“女性诗歌”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而出现得比较早,中国则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和启发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的。但是,中国的女性诗人在接受西方诗歌的同时也进行了思考和发展,使得中国的“女性诗歌”更为成熟、冷静。本文试以美国自自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和中国“女性诗歌”的领军人翟永明为例,从“女性诗歌”的题材、女性意识和女性创作几个方面将中西“女性诗歌”进行比较。     

论诗歌精神重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并将是21世纪诗歌创作的一种常态。在诗歌现实中，“个人化写作”显示出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力量，前者保存着诗歌独立精神和艺术超越；后者异化、分裂或消解诗歌的整体精神，使诗歌沦为“物化诗歌”和“时尚诗歌”。基于诗歌发展的现实要求，在诗歌与社会政治的新型深度对话关系上重建一种诗歌精神，将是诗歌“个人化写作”真正的活力所在。     

多元文化系统视野下的徐迟译《瓦尔登湖》

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首次由徐迟翻译到中国。迄今,《瓦尔登湖》在中国已经有十几个译本。徐迟的译本被视为经典译本并影响了后来的众多译本。本文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研究方法,将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置于多元文化系统中,考察徐迟是如何实现其翻译目的的。     

论徐迟三十年代的诗歌创作

30年代是徐迟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徐迟诗作特点表现为对少年情愁的浅吟低唱、幻象与想象的重用、意象的清新明晰及感情心态的真实揭示.     

论浙江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小镇》

作者细读徐迟的《江南小镇》,从“水乡风情与人文关怀”、“怀乡情结与吴言侬语”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与自由和平的梦想”方面审视浙江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小镇》,体会徐迟的《江南小镇》既是浙江文化资源的受益者,又以超越性的姿态极大地丰富浙江文化的色彩。     

徐迟故乡行

前两天,我收到了徐迟七月十六日来信,内称:“我和陈松今天从武昌动身,取道上海来南浔……”.今日听说,他俩已回到南浔,下榻在小莲庄.晚饭后,我带着女儿小洁,向小莲庄走去.小莲庄是南浔“四象”之首的大地主刘镛的庄园,建筑于清光绪年间,它风景优美,环境幽静,现为吴兴卫生学校所在地.我们来到小莲庄时,看到徐迟正和夫人陈松坐着藤椅乘凉.我叫了声:“徐伯伯、伯母.”徐迟听到我的声音,还未站起身子,就说:“是加林吗?”陈松说:“加林,我们正讲你,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徐迟又说:“今天我已到你们家里去过了.在你房里,     

略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体式

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作为30年代“现代派”的重镇,他早期诗歌的体式经历了从“新月”体到“现代”体的转变,可以说这一变化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派”大部分诗人和这一诗歌流派诗体上的变化和发展。从何其芳诗歌体式的演变中亦可见出,30年代中国新诗体式的流变方向。     

第三代诗歌的阅读现状浅析

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中国诗坛继“朦胧诗”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代诗歌”,但是与造成了巨大影响的“朦胧诗”不同的是,“第三代诗歌”至今仍未进入多数人正常的阅读和交流范围。该文试图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第三代诗歌”进入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和交流范围所必须的条件。     

综合型写作与当代诗学重构——论八十年代诗歌话语的“提喻”特征

论文以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顾城、第三代诗、海子的诗歌写作。他们分别代表了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不同阶段,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中的“提喻写作”综合型写作的话语特征,这对于当代诗歌写作有着积极的建构意义与积极影响。     

第三代诗歌的阅读现状浅析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国诗坛继“朦胧诗”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代诗歌”，但是与造成了巨大影响的“朦胧诗”不同的是，“第三代诗歌”至今仍未进入多数人正常的阅读和交流范围。该试图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第在代诗歌”进入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和交流范围所必须的条件。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有一些过去的定见需要纠正，“天安门诗歌”并不是当代诗歌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即现代性的诗歌源流，应22 60年代算起，其代表主要有活跃在6年代的“贵州诗人群”，以食指和“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地下的和非主流的知青诗歌，关于当代诗歌的分期，应该特别重视1978年前的“前朦胧诗时期”，并在1978至1985年的“朦胧诗”主潮时期之后，区分出两个时期，即以1989年为界，分为“第三代”或“后朦胧诗”的蜕变期，与所谓“90年代”的弥散期，另外也要看到诗歌在进入世纪之交时期“70后出生的一代”崛起之后的新局面，关于当代诗歌的基本评价问题：一是强烈的现代性向度与启蒙主义情结，二是必然的民间性与边缘化同在的倾向。     

大众文化语境中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三个关键词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语境中，诗人、诗歌发生了显著的转化。诗人们更彻底地离开了种种形式上的流派，完全以个人的身份写诗。诗歌的立场、诗歌的精神、诗歌的语言策略都呈现出复杂的特点。“民间”、“消解”、“叙事性”，暂时在诗歌中凸显。     

穆旦诗歌中的“上帝”意象

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上帝”字眼以及“神”、“主”等类上帝字眼的大量频繁出现,构成诗歌文本的特色,使他的诗歌文本呈现出浓郁的基督教色彩。本文以“上帝”这一意象入手,通过对他诗歌中上帝内涵的深入分析,探讨他将上帝意象引进诗歌文本的原因,进而诠释上帝意象在穆旦诗歌中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