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变迁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强调用法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即"法治"。儒家和法家所代表的政治思想代表了中国治国方略的两个方向,并形成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两个传统。德治与法治虽然不同,但两者绝非对立,在经过历代儒家和法家学者的补充和发展后,礼法结合成为西汉的治国之道,并被后世王朝所沿用。离开了儒法两者的互补,就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治国模式的结构和特点。     

浅述道、儒、法三家的治国主张

在古代中国传统治国方法中,主要有人治和天治,人治又包括法治和德治等。所谓"以人治国",就是以人为主来治理国家。在中国古代,主张"以人治国"的主要是儒家、法家等,其中儒家思想主张"以德治国",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下面就中国传统治国方法作一简单的介绍。1.道家主张"以天治国"中国古代历史上主张"天治"的是道家。老子从"天道自然无为"的     

法家、儒家关于法的治国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和谐的启示

法家关于法的治国思想主要是以重刑治国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也提出了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一体遵行、"壹法"、"一尊"等主张;儒家关于法的治国思想主要是"德主刑辅"的思想,儒家的刑与法家所主张的法在根本内容上并无不同.其对现代法治和谐的正反两面的启示主要是:要重视法与人的和谐;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与实质意义上法治的和谐;"治民"与"治吏"的和谐.     

给法家一个公允的说法——从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和人治的比较看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法治和人治作了系统比较,指出法治优于人治。文章以此为评判标准,对先秦法家“以法治国”思想进行了评价。在法治不受感情影响,因而更客观、公正,与法治比人治更凸显管理效率这两方面,先秦法家和亚氏是一致的。但是在立法权上二者有了分歧。亚氏认为法要由多数人制定,法家却主张法由君立,这一点决定了法家的“以法治国”只能是“形势的、浅度”法治,而亚氏的法治则是“实质的、深度”法治。     

论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是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法家很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对法学也最有研究,深入到了法理学的领域,并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先秦法家的法律起源思想评论

先秦法家在春秋战国的变革时代对法律起源思想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们从历史进化论和人性论的角度分析和研究法律起源的理论前提,并从"利"的层面出发阐发了法律起源思想.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其思想有助于对"以法治国"理论的理解.     

刚性教育与柔性教育——从儒家思想谈学校的教育方法

儒家思想主张"仁礼"教育与"仁政"治国,而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以法律民。前者是一种"柔性教育",它主宰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后者是一种"刚性教育",其法治思想在今天仍然大行其道,包括学校的教育管理。但律令若滥施,就可能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束缚。因此,学校在施行"刚性教育"之时,应该学习儒家的施教形式,倡导"仁化教育""柔性教育",这样才更符合"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     

儒与法——谁更应对专制主义负责

法家是极端专制思想的鼓吹者，也是最早的专制政体创建者的精神导师。在实践中，秦始皇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以法家学说为治国思想，实行全面的专制统治。儒学的理论本质与专制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儒家思想有被专制统治者利用的成分，但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却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从现存文献看,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公平”、“以道正己”等政治思想命题。这表明,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对这类思想现象应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以法为本与以人为本

以法为本,就是依法治理,简称"法治"。以人为本,就是指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以法为本与以人为本在很多情况下,内容上有所交叉,本质相同。以法为本与以人为本作为治国的两种良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治国层面上,必须是以法治立国为主,辅之以德治。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要处理好以法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尤其是司法机关,更应该多谈些"以法为本",少谈些"以人为本"。     

对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再反思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期。当时的法家以“以法治国“为口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论韩非法治主义的政治文化内涵

韩非法治主义是综合诸子思想并有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家思想传统。“法”是理解其政治文化内涵的关键。如果以儒家政治思想为间接的对比参照,从理论层面分析“法”在成文法规、行政功能、刑罚性质等方面的内在特征及其影响,那么就能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权利与义务对等关系的缺失,个人私有权和个体意识也就难以得到良性发展,这是法家的症结。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百家争鸣,法家所倡导的法治思想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加以推行,而同一时期的古典希腊在民主政治的改革中也产生了法治思想,后成为西方法治之源。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东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章首先分析了各自的特点。然后从内容、产生的主要原因上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法治的本质和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商鞅的法律思想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启示

商鞅是古代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以法为本”、“刑无等级”、“以法为教”、“严刑峻法”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商鞅的法律思想对公民法律意识起到了内在驱动的作用,为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时代之呼唤：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以德治国”不是传统治国手段的重复,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源。新形势下,“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具有一致性,二者结合反映了市场市场经济内在必然要求,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国手段。当前,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必须充分利用传统德治中积极的内容,在发挥德治对社会成员内在观念引导作用及法治对社会成员外在行为调整作用的同时,必须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即实现德法并举。现阶段德法并举最有效措施是：政府运用立法、执法、法律宣传等手段促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发动群众制定并实施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予以支持;从严治党,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与实践道德的表率,成为德治法治相结合的推动者。     

浅析邓小平对“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的贡献

“依法治国”已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理论来源于实践 ,“依法治国”思想最终来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 ,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我们从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国家稳定的思想论述中都可以发现“依法治国”思想的萌芽。     

论江泽民对法治理论的贡献

江泽民的法治思想是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世界法制明的成果的积淀。他从“法制”的单一提法到“法制”与“法治”的同时提出,直到提出“依法治国”,是对“法制”内涵认为的拓展提升,体现了“法治”的人民性和广泛性,明确了“依法治国”的主体只能且最终是人民群众,真正的法治国家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才能实现。     

浅议“法治”和“德治”并举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这一重要思想,是我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认真0学习、坚决贯彻这一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嬗变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环环相连,呈现出姿态万千的治国方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辈出同时政治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孔子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再到以商鞅和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再后来演变为汉武帝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同时并重的思想。唐朝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我们现在所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策略就是在古代治国思想基础上加以借鉴和提炼而成的。     

试析“四个伟大”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

"四个伟大"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具体表现为:在进行"伟大斗争"中深刻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在建设"伟大工程"中时刻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演变企图;在推进"伟大事业"中清醒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在实现"伟大梦想"中彻底瓦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全面深刻揭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真实面目,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扫清思想障碍,有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