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大学生和商务印书馆的通信

这里发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学生土屋敬三先生的两封来信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一封复信。我们认为,来信很值得一读。土屋敬三先生在大学里学习汉语,他来信询问“鲶”字的渊源及其与“鲇”字的关系。我们作了一个简略的回答。于是他立即复信深表感谢。他的两封来信,都教人非常感动。一个日本学生学习汉语,对一个汉字,有所不解,孜孜不倦的去查考,迢迢千里的来请教,这种精神岂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对我们出版工作岂不是一个鞭策吗?来信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在学习《十大关系》,他对中国文化非常钦仰,他对中日友好十分珍视。由此可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一字之小,一信之微,都关系到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我们复不复他的信,复的正确不正确,会产生多大的不同后果啊!所以,这封信提醒我们,要认真地做好出版工作,要更认真地做好文化交流工作。     

省老领导李涛同志致辽宁省档案局（馆）的一封信

辽宁省档案局（馆）：欣闻“美籍华人吴天威教授档案资料捐赠仪式”今天举行，很高兴和激动。早年，我与吴天威先生均为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同窗数载，友谊深厚。后天威先生立志科技报国，留学海外。日本侵华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结束，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毕生致力于日本侵华历史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第一段]     

读周而复手札

笔者保存着十来封周而复先生的手札,信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公文纸,除最后一封外,皆用钢笔直行书写,字迹苍劲飞动,"硬笔书法"同他的毛笔字一样精彩.每每展读,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几多风雨几多梦——忆祖父和父亲

<正>一封捐款信1981年9月,上海普陀区委统战部收到了一位老人写来的一封感情真挚、言辞恳切的捐献信。写信人是我的祖父曹启东先生。他在信中写道:我自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蒙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生活安定,心情舒畅。     

孙中山外孙宫川东一讲述——孙中山不为人知的日本情缘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经在日本有过一段婚姻,并留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外孙,但孙中山的这段＂日本情＂以及日本后代的情况并不为大众熟知。日前,由中国历史专家组成的＂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日本＂访日代表团,见到了孙中山的日本外孙宫川东一,他向中国专家们讲述了那段尘封了百年的历史。     

鲁迅给河南人“蓬勃的朝气”的信

前几天，翻阅鲁迅的《华盖集》，看到一篇《北京通信》，开头写道：“昨天收到两份《豫报》，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这是一封多么热切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鲁迅先生对河南人“蓬勃的朝气”的热切支持，并看到河南青年办的报纸，感到非常快活，这是一件“可喜的事”。鲁迅先生的评价，实事求是，没有半点客套。他一向对人对己都很严格，杜绝虚假。鲁迅先生是在收到报纸…     

访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见证人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1937年7月7日爆发时,担任卢沟桥地区宛平县县长的王冷斋先生,便成了这一历史的见证人。44年前,即1957年卢沟桥事变20周年的前夕,我走访了王冷斋老先生。当时,他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这位鬃发如霜的老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张勋复辟时,他随军来到北京,后弃武从文。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造成华北地区“山雨欲来风满     

加藤先生笔下的罗开富

当罗开富一踏上征途,一位日本记者的目光就在注视着他。这位“每天都看经济日报”的日本记者,是《朝日新闻》驻北京特派员加藤千洋。加藤先生为了采访长征途中的罗开富,专程赶往遵义。然而他晚了一步,罗开富已于1月19日离开遵义,过娄山关,前进到赤水河畔。但是罗开富得知这一情况后,又于1月28日返回遵义。1月29日,两个同行见了面,加藤先     

驰聘教坛 舐犊情深——读苏步青先生下迹有感

在浙江省档案馆中，珍藏着一封苏步青先生的亲笔信函，仔细阅读后，不禁感动于他那为人师尊的舐犊之情。     

我的记者生涯

大野静三先生是日本广播协会解说委员、日本文化女子大学教授。1987年8月起来中国任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客员研究员。借此机会,我们请大野先生给学生们讲了一课。他生动地介绍了当记者的经历和体会,并就日本新闻界的状况,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是课堂记录,内有删节。     

一段奇缘,半世知音——闻一多写给顾毓琇的三封信

1993年5月,受91岁高龄的顾毓琇委托,程君复教授从美国带回一批珍藏了六七十年的珍贵书信,捐赠给顾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其中有三封是闻一多先生写给顾毓琇先生的亲笔信:一封信写于1922年,另外两封皆为1938年所作。信纸质地为竹木草纸,颜色微微发黄。信笺十六开,三封共六页。文字为小楷毛笔书写,自右向左,竖行排列。     

日本友人盐谷保芳先生向泰安市档案馆捐赠日军侵华实物档案

日前,日本友人盐谷保芳先生带着“谢罪”和“友谊”专程从日本东京来到泰安市,向市档案馆捐赠抗战时期日军侵华所用军上衣、军号、水壶、望远镜、防风镜、作战地图包等日本旧军队用品及部分照片,市档案馆向盐谷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机,盐谷先生捐赠此物,以见证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从而使两国热爱和平的人民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盐谷先生是日本东京都人,现年84岁,任日本衣会(对中友好民间组织)会长。战争年代,他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驻扎泰安市四年之久。他特别憎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对自己在…     

寻找记忆中的上海 郭博捐赠摄影展开幕

近日,《记忆中的上海——郭博先生捐赠摄影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适逢德高望重的郭博90寿辰,当他坐着轮椅在儿子的推行下来到展览大厅时,数百位来宾和观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郭博先生是郭沫若之子,1955年从日本归国,一直在上海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跑遍上海的大街小巷,用镜头将历史建筑、市井生活记录下来。由于他身兼建筑师、     

再谈日本图书发行渠道

《访日归来答客问——发行篇》刚写完,我就意识到有许多疑问和要求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会跟踪而来,于是立即写信去日本向东方书店社长安井正幸先生请教。承他详细做了答复。1988年9月,第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举行,安井先生前来参加,又抓紧机会去宾馆访问。他答复了我的问题,又把他带来的当年新出版的村上信明著《出版流通图鉴》一书送给我。该书厚达300余面,专介绍日本正常出版流通渠道之外的各种渠道,与他的另一著作《出版流通及其体制》(1984年出版,专门介绍正常渠道)为姐妹篇。前者尚待译出,后者刚去信日本购买。这两本书翻译出来以后,日本出版流通(包     

安井正幸在中国

真不敢相信,安井正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安井走了,他对申国的情谊,对我的友爱,继续留在人间。安井先生是中国出版业忠诚的朋友,他是杰出的中日文化交流使者之一。他主持的书店,从1952年创业开始就是中国的图书和杂志在日本的一个窗口。他说：“我创立书店的宗旨虽说是进口杜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进步努力的出版物,但是,从日申之间的历史关系来看,重点放在中国也是必访的。”果然,他的一生不辞辛劳,一直在把中国人民的声音和友情输送给日本人民,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发展和睦友好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本出版业的访华…     

署名与出名

赵家璧先生最近参加中国出版代表团从日本访问归来,曾讲起一个笑话:他的出国护照上把“璧”错为“壁”。在日本汉字电脑上,在欢迎名单中,两次按健盘,既按日文发音,又按汉字笔划多寡,却并未出错,因而璧玉没有化成泥土。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家璧先生是一位名人,并且是以编辑家和出版家的身份而闻名的。这次访日代表团的正式名单上,在家璧先生的名字之后除了有     

江南奇女的惊世义举

金梅先生所著《傅雷传》(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及拙文《傅雷传编辑札记》,均谈到当年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乃至招来大祸的一位年轻奇女的义举,对其表示了由衷钦敬。但这位奇女几十年来却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长期隐名埋姓亦不曾向社会披露,这实为一件憾事。一九九七年底,傅雷先生的二公子傅敏先生来信告诉我,他到英国探亲半年与胞兄傅聪先生相聚回国后,赴上海寻访这位恩人,弄清楚这位江南奇女就是供职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江小燕女士,信中谈到了他与江小燕会见的情况,嘱我与她联系。一九九八年初,江小燕女士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冷静平实心态详细     

任鸿年自杀与“二次革命”的若干记忆——解读吴玉章致任鸿隽的一封信札

今年初,任尔宁先生来访,带来他新发现的一份材料,是吴玉章写给任鸿隽的一封信札的复印件。信的落款是7月3日,从文意可知此信写于1913年。任鸿隽是任尔宁的三叔祖,此信详细记述了他的四叔祖、同盟会员任鸿年自杀身亡的经过,以及关于"二次革命"的若干史     

悼念安春根先生

安春根先生是韩国著名出版家、学者,创立韩国出版学会,井任首届会长。1991年改任名誉会长。他著作甚多,并在大学任兼职教授。生前与日本出版学会积极联合筹办出版国际论坛年会,卓有成效。在中韩两国建交以前,1990年,他曾和韩国出版学会会长尹炯斗先生一起专程来沪盛情邀请赵斌先生和我于1991年出席在汉城召开的第五届出版国际年会。他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古书研究》第七号,这是他担任顾问的韩国古书研究会主办的期刊。内有他写的《新罗时代印刷出版问题》一文。原来,1989年我在出席东京出版国际会议期间,曾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即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內发现《陀罗尼经咒》的印刷覆代问题,据专家考订是公元704—751(新罗圣德王三年—景德五十年),那末比敦煌莫高窟发现的868年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早一百几十年,成为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制品。我问他个人的看法,他用谨慎的口吻回答了我的问題。《古书研究》送我,大概是对我一年前提问的郑重的书面答复,衷心很为感动。1991年汉城的出版国际会议我终于未能成行,没有能同朋友们再次见面,丧失一次学习的机会。可是,1992年春节前,我接到他一封从汉城寄来的热情洋溢的祝贺信,那是他收到我与人合著《中国出版史》一书后的来信。在和安春根先生不多的接触中,他对中韩两国出版友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对出版事业以及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本刊发表安春根先生生前为《杂志出版论》的中文版的序言和我国著名编辑家戴文葆先生的悼念文章,表示我们对安春根先生的深切的怀念! 一九九三年五月于上海     

"皕宋楼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因缘纪事

2005年9月24日,湖州近两天张建智先生连续接到冈雅彦先生的电邮信件。看起来事情办得有困难。他建议由陆氏子孙出面提出要求,认为这样或许会有转机。来信二封,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