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偶记》中“神”之美学构建

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他在桐城派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大櫆虽然没有像方苞、姚鼐那样提出个性鲜明、影响广泛的理论学说,但其以丰富的文学实践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其代表作《论文偶记》以"神气"为主题,深入探析了"神气"的审美内涵及践行途径。刘大櫆以诗论文,重视散文的艺术表现,深入剖析了"神"这一美学范畴,并结合散文理论和绘画理论,从"神"与"法""气""势""十二贵"等方面的关系,探寻了"神"的本质、践行路径及表现形式等,从而实现了"文以载道"到"神"之美学旨趣追求的转变,从审美创造、审美传达和审美感悟三个维度将"神"推向了纯粹美学趣味,奠定了"神"的美学地位。     

陈荣昌《骚涕集》初论

《骚涕集》自觉承《离骚》之余绪,重视词人主体情志的抒发,师法苏轼“以诗为词”,追求表现真性情,并独到地提出“性情中有文字”。倾慕稼轩词之英迈,效法其以气入词,以气运词,潜气内转,故陈词气足神完,甚为可观     

因声求气——《烛之武退秦师》的诵读教学

"因声求气"是清代桐城派散文家刘大櫆提出的,他在《论文偶记》中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这段话阐述了"神气"和"音节"之间的关系。所谓"神气",是指作品体现出来的神韵和气势,是作家精神气质和作品的情感内涵高度艺术化的体现;所谓"音节",则是指长短     

刘勰情志观之辨及其在自身赋论中的表现

情志观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历代批评家对情与志的异同作过诸多分析。本文作者从情、志在《文心雕龙》中的使用语境来辨析刘勰之情志观，并且由此尝试阐述刘勰之情志观在其赋学理论中的表现。     

姜白石词的美学境界

姜白石词在南宋词坛上自成一家,其美学境界表现在:一是情随景迁、心与物合。所写景象都是入于其限而深于其心。所咏之物都具有清幽而开阔的气象。二是形神兼备,以神为主。在常人创作技法之外独避蹊径,既重形的描写,更重神的捕捉。三是健笔写情,情娇情柔。即取生活中轻盈、柔和、清丽之意象,进行艺术描摹,以表现其抒情的娇美与柔丽。     

毛泽东诗词的哲理意趣

中国诗歌有“诗言志”与“诗缘倩”两说．素来为诗论家所关注，由于认识上的偏颇，个人兴趣上的差异，两说的推崇者往往各据一端而大格征伐。其实，以诗为本体而论，言志与绿倩两说并不相作．乃一体两翼。好诗皆情志兼备。所不同的在于，就每一诗而言，情与志两者各有侧重。但历来诗论家答重“情”而轻“志”．以为“志”诗重理，重理则“无诗昧”，故不敢标榜。但有识之士，深入诗之堂奥，就会发现，诗中之“理”应藏于诗内，为整首诗的诗境所出，不必用有理性的语言直接道出，不是直白地说“理”。所谓“理无形而藏密，言有文而行远。”（…     

论苏氏寂感说的文学意义

苏氏“寂感”说分为体用、动静、性情三个层面,强调主体修为由思而至于无思、“入神”以致用;物我交相感应以至于“忘”;性发为情而最终复于性。苏氏“寂感”说是苏轼等人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影响其文艺思维方式,体现为对创作主体自身修养的重视,要求尽物之妙、随物赋形,达到“入神”境界;一方面影响其艺术风格,追求由绚烂之极回归平淡。     

《原诗》的诗歌特性论

诗歌的特性是什么呢?自《尚书·尧典》始,就有了“诗言志,歌咏言”的说法,把表现诗人的志向、怀抱看作诗歌的特征。到西晋的陆机,他在《文赋》里又提出了“诗缘情”说。“诗缘情”的提出,并不与“诗言志”相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唐代的孔颖达甚至把它们看作是一致的。他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缘情”说的出现是对诗歌特征的进一步把握。在这以后,中国诗歌界一直把言志抒情看作诗歌的特征,并把它当作中国古典诗歌重表现的标志。 “言志抒情”说虽然也讲志、情是诗人从自然客观事物的感受中获得的,也重视社会生活、自然环境与人的情、志的联系,但其重点不是强调诗人对客观事物的逼真反映,而是强调诗人感情的真实抒发。所以,它也存在缺陷。第一,因为感情也还有一个受立场、观点支配的问题,因此,并不是一切出自真心的感情都能创造出真实反映现实的作品,而且,感情还受时代环境的支配,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感情必然带上时代的色彩。第二,由于只强调诗人情感的真实反映,这也给唯心主义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他们往往把“志”与“情”架空,把“志”“情”看作只是个人主观性情的同一语,如“公安派”、袁随园提倡的“性灵”说便是如此。而且复古主义者也讲“言志抒情”,但他们的志、情却是以古人     

论中国绘画的“神”“逸”之争

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由重“神”到尚“逸”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从唐代的“神品”为上到宋元时期的“逸品”追求,“神”“逸”之争的核心问题是从重视描绘“客观物象”到抒写“个人性情”。它们反映出各自时代的绘画的审美标准。“神品”强调的是对客体的观照,“逸格”则重在主体情感的抒发,不管是“神品”还是“逸格”,都不是艺术所要追求的终极表现。艺术创作是审美主客体统一的产物,物象之“真”与画家之情达到一种水乳交融、和谐一体的“自然”境界。     

理“容”窥“情”解“志”——《项脊轩志》的深层解读

教授《项脊轩志》时,总是动乎情,因而所有重点便集中在情。在情方面下足了文章,于是便走进了别人思路的圈套,讲别人所思所想,就像甘蔗嚼了两遍便觉得索然寡味。唾弃"拾人之涕唾",追求"独出于胸臆",深入研读后,豁然自己的肤浅,肤浅于情的表层解读,肤浅于文章内容的无绪忽略,肤浅于归有光志向的无视。理"容"重"情"解"志",方是项脊轩的要义。     

论“气”

“气”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普遍使用的重要范畴。由“气”过渡到“文气”,“以气论人”为其奠定了基础,“养气”说为其架设了桥梁。隋唐以后至明清,对“文气”的使用,总的趋势是沿袭着曹丕、刘勰、钟嵘所确定的涵义。作家之“气”一旦灌注于作品之中,便使文章具有内在的逻辑、情感力量。它在创作中表现为一股行文的气势,一种潮奔泉涌般的才思。曹丕的以“气”论文属风格论体系,韩愈的以“气”论文属创作论体系。苏轼的“气”是指一种至大至刚、发扬蹈厉的进取精神,刘大魁则把“气”与“神”联合起来,提出以音节求神气。     

陈琳“不闲于辞赋”论考辨

建安之际,文人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崇尚情采;作文依祖《风》、《骚》,其审美意趣亦在于此。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故其诗赋"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而陈琳明习律令,文章颇具法家辞气;其赋亦是刚健有余而弘润不足,更乏丽辞雅义。曹植所崇尚的,正是陈琳所缺失的,故曹植云"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     

从军行

中国古代诗词十分注重言志缘情。这里的“志”和“情“.可以看作是诗词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留传至今的优秀之作.无不包蕴着丰富、深刻而又积极的情志内容。其中.既有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也有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傲岸风骨和节操.还有诚挚纯真、至情至性的亲情和友谊.充分展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重情重义的人文精神传统。而在表现方式上.中国古代诗词不仅讲求直抒胸臆、慷慨陈词.而且更为强调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将情志和意理寓于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由是构成了一种艺术审美的民族特性。     

浅谈中医病人情志护理的重要性

中医情志学说把人的情志活动和五脏功能相对应,提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都与心理情志有关,认为情志变化和五脏机能有关,心志为喜,盯志为怒,脾志为思,肺志为忧,肾志为恐,并十分强调心。心理因素可使气机升降失常,气血功能紊乱,影响生理活动,使脏腑受到伤害而致病。     

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

古之学者淡化名利,今之学者有追逐名利的崇名之风;古之学者治学"文无定法",今之学者以论文为主(专著实际上是扩大了的论文);古之学者治学突出"简易"二字,今之学者治学倾向是"增"而不是"删";古之学者治学具有通俗化的特点,今之学者的思想却日益学究化;古之学者治学既重文字也重口语,今之学者的治学活动重书写语言轻口述语言.     

论袁枚对“情”范畴的拓展

清代的袁枚对于“情”的认识明显比前人更深刻,在重“情”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仍然注意不够。他们往往只是从“性灵”的角度来论述他的诗学理论,使他的诗论中“情”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局限在传统范围之内,而忽略了其中创新的内涵。其实,袁枚诗论中的“情”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以“情”代“志”;以“情”求“性”。袁枚的这种理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柳诗论差异性述论

在唐代诗学理论史上,韩愈、柳宗元都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两人的诗学思想有一些相似、相通之处,然而更多的却是分歧和差异。在诗的功用问题上,韩愈重诗的缘情功能,而柳宗元则首先强调了诗的“导扬讽谕”的一面,同时也不忽视诗“舒泄幽郁”的缘情作用。在诗人的品行修养问题上,韩愈突出强调了诗人的道德修养,柳宗元则认为,诗人要达到“和气”与“正性”的统一,应做到内外相称,文质相符。关于诗歌形式,韩愈追求雄奇豪猛之风,而柳宗元更重“丽则清越”之格     

春季养生饮食先行

从立春开始,便揭开了春天的序幕。《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记载：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以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此间强调了人们顺应春季的变化的重要性,也是养生之道。     

刘敞和王安石性情论的比较研究

刘敞和王安石都很重视人性论,都辩证地看待性与情的关系,前者认为仁义即性、礼乐即情,性与情的关系就好比是神与形的关系,而后者认为"性情一也,性本情用"。从性情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具有创新精神而又好发议论的学者,只不过二者之间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后来一些人所政治化。     

作文教学别总是在死胡同里转悠

正刘勰《文心雕龙》里有名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此句流传甚广。但此句的后半句许多人不知道,"我才之多少,将于风云而并驱矣!"简单地说,前两句是强调无论写山还是写水,都要有情感;后一句则强调同时要能够再现客体的物貌特征。写作既要抒发主体的情、理、志、气,又要描摹客观对象。刘勰归纳写作路径为两种:一种是"为情而造文",另一种是"为文而造情"。直白地说,一种是外在的风物触动了自己的情感,因而提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