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新中国以来高中语文教材新诗篇目研究——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考察对象

在新诗教材和新诗教育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新生文体已入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新中国成立以来,新诗更是与国外译诗一道被编入语文课本。语文教材是学生语文教育的蓝本,其中优秀的新诗以其时代性和独特魅力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历来的新诗教材丰富了我国的语文教育,延续了新诗的血脉并推动着新诗百年的发展。     

规范理论视域下胡适清末至五四时期英诗汉译研究

对胡适在清末至五四时期的英语诗歌翻译进行描述型研究。选择胡适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是中国白话新诗的首创者,打破了对外国诗歌进行文言古体翻译的传统规范,确立了新的用白话新诗形式进行译诗的诗歌翻译规范。由于胡适本人的诗歌翻译也经历了从传统规范到新规范的过渡,对其变化过程进行探索则具有一定的意义。不仅如此,诗歌翻译还影响到了当时民族文学的发展,即创立了白话新诗这一文学形式,推动了民族诗歌由旧体诗向白话新诗的转变过程。运用规范理论的内容对胡适的翻译现象进行研究,能够很好地解释胡适先而遵从传统翻译规范继而偏离传统创立新规范的变迁过程。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译诗与作诗之间的渗透——论译诗对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影响

戴望舒对新诗进行了执着而艰难的探索,诗歌创作的同时大量翻译英、法、西班牙等诗歌,翻译促使他在中国古典诗歌基础上选择性地吸收英法等诗的长处。译诗从形式、意境等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戴望舒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他在不断地借鉴与创新中形成其独特的诗歌风格,也推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     

刘半农译诗对其作诗的影响——以译诗的主题为例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兼译家。在翻译外国诗歌的过程中,他积极地吸取外国诗歌的营养,将其用之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从而促进了新诗的发展。刘半农对其译诗主题的借鉴是其译诗对其作诗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所创作的一些抒情诗、叙事诗等诗歌中都可以读到外国诗歌的影子。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     

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系统揭示近代诗歌自身发展中冲破格律和白话化的趋势,试图探寻中国诗歌由古典格律诗到现代自由体的嬗变过程,进而描述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这种诗体嬗变的内在联系和总体特征着眼,不沿袭新诗尝试始于胡适的传统观点,认为新诗的发生当从上世纪末的“新学诗”起始,其后经过“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共四个发展阶段,终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过程,使新诗的探索与尝试由量变走向质变,从而迎来了现代诗歌的新时期。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例谈“民族化”译诗方法的扬弃

作者运用例子分析了民族化译诗方法的优缺点,从形式、音韵和文言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对民族化译诗方法进行合理的扬弃。在形式上可采用许渊冲先生所提倡的竞赛论,同原作竞争,超过原作;在音韵上可采用民族化译法达到音美,但前提是不能损害深厚的意义底蕴;在语言的使用上应适当扬弃文言以加深原诗的意境美。     

误译的隐藏与显白——爱伦·坡诗作The Raven文言骚体与白话自由体译诗对比

爱伦·坡的诗作The Raven在中国译介流传甚广。其早期和晚近的两个中文译本《阿伦波鵩鸟吟》和《乌鸦》各自具有鲜明的翻译特色。白话自由体译诗《乌鸦》采用直译,质朴平实,用词精准。文言骚体译诗《阿伦波鵩鸟吟》采用意译,韵致典雅,古韵悠长。作为学衡译派的代表性作品,《阿伦波鵩鸟吟》反映了比较文学视野下古今中西互相映照、对观并流的文学主张,但在归化置换英诗内容的过程中产生了修辞丢失、省译、增译、错译等诸多翻译失误。翻译不是主观创作,而是基于一定客观标准的语言表达艺术。与白话自由诗体的忠实、显白相比,文言古体译诗不仅误译较多,而且对翻译失误有更高的隐匿性。文章指出,于严肃翻译的要求而言,文言古诗译体难以担当可靠翻译,也不如雅洁的白话在当今读者群体中更能激发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     

高高持着：废名与朱英诞的新诗讲稿比较

废名和朱英诞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北京大学担任新文学研究课程教师,他们先后讲授中国新诗并留下系统的诗歌批评讲稿。本文从二人的讲授内容与选诗范围、讲诗风格与重要观点以及共评与互评等方面进行细读与比较,揭示二人的新诗批评特色,阐发他们作为中国第一代新诗学院派批评者对中国新诗教育所起到的作用。     

“左联”东京分盟诗人群新诗现代性的域外实践

以左联东京分盟留日诗人诗歌创作活动为参照,将20世纪30年代左翼诗歌现代性追求放置在域外文化空间作初步梳理,从域外语境下的集体性想象、译诗与日文诗的艺术创化、诗学精神的域外延伸等方面,论证左联留日诗人新诗现代性建构所做出的实践探索。特别关注中日左翼诗人及东盟盟刊与日本左翼刊物的互动,由此对左翼新诗现代性的域外探索做出更为客观的理解,以全面认知左翼诗歌的整体风貌。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五四期间，我国译诗之风盛行且影响深远。针对目前国内对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缺乏系统探讨的现状。本文从译史、翻译实战、译论以及我国新诗运动影响等层面，就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城、基本架构问题进行了概速与分析。     

诗待乐而传播诗因乐而升华——论"诗的有意识的传唱"与新诗发展的新契机

历代诗歌的高度繁荣与乐的配合有关。本文从探寻新诗出路的角度切入，以历史与当下的大量事实，分析了“诗的有意识的传唱”与新诗发展之间的可能性，并提出了要实现诗的“有意识的传唱”，就要做到新诗体式观念、诗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变。     

报刊在"五四"新诗传播中的作用分析

文章从报刊媒介的角度考察新诗的传播,立足于诗内,从新诗本体与新诗理论建设两方面,具体分析了在“五四”新诗传播活动中报刊对新诗传播的影响。这为我们全面理解“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外国诗歌汉译与中国现代格律诗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