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道、儒、法三家的治国主张

在古代中国传统治国方法中,主要有人治和天治,人治又包括法治和德治等。所谓"以人治国",就是以人为主来治理国家。在中国古代,主张"以人治国"的主要是儒家、法家等,其中儒家思想主张"以德治国",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下面就中国传统治国方法作一简单的介绍。1.道家主张"以天治国"中国古代历史上主张"天治"的是道家。老子从"天道自然无为"的     

儒法治国思想的异路与互补

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儒法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汉代和唐代两次高潮，逐步实现了双向互补，自汉以来，历代统治都深谙儒法两家间会通嫁接的真谛，奉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离开了儒法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传统人治方略的二维向度及差异

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实属传统人治。儒家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人治思想显然;而法家法治实属君下法治,其不彻底性使它最终倒向了人治。儒、法人治方略在人性前提、哲学依据、理论基础、对象考量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为当代治国提供了众多启示。     

先秦儒法家人性观及其礼法思想的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先秦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不同的人性善恶观以及礼法治国思想,探讨先秦人性论的主要内容、异同及其深远影响。从人性论和礼法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法家人性观和治国思想维护君主专制的本质,阐明了人的善因素和恶因素、理论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法治、德治建设进行了思考。     

德治、法治和人治的历史思考

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经过论争,最终形成“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都是为“人治”提供理论根据的.“人治”统治和反“人治”的斗争从未间断.德教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在今天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     

论孔子德治与韩非法治思想及对现代的启示

本文论述了儒家代表孔子的穗治思想与法家代表韩非法治的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对当代的启示。儒家主要讲了孔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及如何实现其思想;法家则主要讲了韩非的法术势结合的政治思想,秦王实践了韩非的理论并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以及两个思想家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法家、儒家关于法的治国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和谐的启示

法家关于法的治国思想主要是以重刑治国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也提出了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一体遵行、"壹法"、"一尊"等主张;儒家关于法的治国思想主要是"德主刑辅"的思想,儒家的刑与法家所主张的法在根本内容上并无不同.其对现代法治和谐的正反两面的启示主要是:要重视法与人的和谐;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与实质意义上法治的和谐;"治民"与"治吏"的和谐.     

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作为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法治也需要德治的支持。只有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不断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文子》的政治思想体系

《文子》理想社会的多层次性直接影响着其政治措施的多层次性。"以道治天下"是无为政治的理想措施,无为以自化、循理顺性以牧民,分别从内在心性与外在行为上构成了这一理想措施的两个层面。鉴于理想化措施与社会现实紧迫性之间的反差,《文子》不得不采取次一级的政治手段:"守德""上贤"、提倡仁义以治国,"正法"以治国。在吸收儒家之德治思想与法家之法治思想的同时,《文子》始终把道治精神贯穿德治与法治之中。无为政治的理想措施与现实手段共同构成了《文子》多层次的政治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治国理念及其对实现“中国梦”之启示——以道家、儒家、法家思想为例

以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法家为例,简单分析其政治主张以及治国理念。研究了此三家思想的历史发展时期,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三方面提出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启示。     

对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再反思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期。当时的法家以"以法治国"为口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德治与法治的伦理溯源——以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为中心

德治与法治是当代社会治理的两种模式。德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机制，成为社会治理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德治是依据道德，唤醒人内心的良知，其作用机制是人的自律性。法治是依据制度，监督人们的行为，其作用机制是制度的他律性。两种社会治理方略，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形成的轴心期，德治与法治的萌芽就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期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两种治理模式都是以人之德性为根基的善治模式。德治的思想萌芽始自于《尚书》中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及先秦的孔子之德政与孟子之仁政之中。法治思想开端于先秦儒家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思想以及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法治思想。     

德治与德育辩略

德治与德育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不可分割,两者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个人健康成长、国家繁荣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跳出传统德治与德育开创新型德治与德育提供了最重要的武器。     

历史视阈中的先秦"德刑之辩"及其现代观照

在我国先秦时期，以周公“敬德保民”、孔子“德政”、孟子“民本”、荀子“隆礼重法”为代表的儒家德治理论和以管仲“法制”、子产“铸刑书”、商鞅“严刑峻法”、韩非子“重法轻德”为代表的法家法治理论相互辩诘。两学派在治国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分歧，但在其“人治”本质上又是一致的。借鉴先秦“德刑之辩”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与西方法治的差距，我国推行法治任重道远，另一方面要坚持德法并举，相得益彰。     

浅论《韩非子》对儒家孝道的消解

韩非子,战国末年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为实现治国理想,他公然向儒家传统展开挑战,以说服当权者以仁爱治国之路根本是空谈。他消解了儒家所谓的孝道理论,以时代为借鉴,重新审视以往的孝道观念,从而对比宣扬了法家一派的现实性与合理性。     

从传统儒家“德治”思想到现代政治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所倡导的德治思想,包含了丰富的治国之道,对古代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向前发展.当历史进入了21世纪的特殊时期,儒家德治思想时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治国安邦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治国方针,是对我国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分歧和结合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推行惠政、薄敛、节用、爱人;重教轻刑,反对＂不教而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子不能欺君,但君主有错应犯颜谏争。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峭法严刑,＂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君主用＂术＂驾驭群臣;独揽大权建立专制,＂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汉武帝以后的统治者,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德主刑辅＂,德治与法治结合,刚柔相济,成为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     

从臣民到公民角色转换的演进

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是人类追求理想政治情态向现实政治动作兑现的探索与实践中两种主要的代表形态。从负载的价值理念层面上讲,两者发掘并论证了各自时代所需要的社会规范与价值形态,由此也导致了迥异的社会效应。历史证明,传统德治具有极大虚伪性。     

论新型社会主义"德治"观的确立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我们所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只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这一理论来源，不应谊把今天的“以德治国”看成只是对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