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坡清峻词中刚柔成分之量化

由于章法是建立在二元(阴柔、阳刚)对待之基础上的，所讲求的是篇章“多、二、一(0)”和逻辑结构，因此其风格之形成，便与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对待所组织而成之“多”、“二”、“一(0)”结构与其“移位”、“转位”、“调和”、“对比”，息息相关。以东坡的几首清峻词为依据，对整体结构之阳刚与阴柔消长的情形，加以探讨，试予量化。发现东坡的清峻词，就其风格中之刚柔成分而言，大都是属于“偏柔”之作，而就其内容主旨来看，则兼身世之感(峻)与物外之思(清)而有之，如此可看出东坡清峻词之风格特色。     

稼轩“豪壮沉郁”词中刚柔成分之量化

辞章章法是建立在二元（阴柔、阳刚）互动的基础上,以呈现其“多二一（0）”结构的;而其风格之形成,便与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互动所形成之“移位”、“转位”、“调和”、“对比”,息息相关。本文即根据这种理论,举稼轩词中几首“豪壮沉郁”为例,藉以观察其整体结构之阳刚与阴柔消长的情形,破天荒地试予量化,以见辛稼轩“豪壮沉郁”之词风于一斑。     

论章法结构的节奏与韵律

章法结构是先由其移位、转位而形成节奏,再由各个节奏层层串联而形成一篇韵律的。大致说来,节奏乃就局部来说,而韵律则是指整体而言。而由移位所造成的,是较为简单或反复、齐一之节奏,主要是显现其偏于阴柔之调和性;而由转位所造成的,则为较为复杂或往复、变化之节奏,主要在显现其偏于阳刚之对比性。这样,由局部而整体地层层叠合成为一篇韵律,再加上章法各结构本身的毗刚或毗柔属性,即可大致解释一篇风格所以形成之原因。而这种历程,可约略由章法之“多、二、一(0)”结构加以考察。就在此“多、二、一(0)”的诸多结构中,必有其核心结构,它一定落在一篇文章之主体所在,也就是最能凸显“主旨”的部分,以牢笼各主体及其它对应材料,可以说乃关键性之“二”,居于既能收束又能发散的地位,在其它各辅助结构的支持下,形成“调和”(阴柔)或“对比”(阳刚),一面彻下以统合“多”(结构与节奏),一面彻上以归根“一(0)”(主旨、韵律与风格等),发挥彻上彻下之功用,因此,理清核心与辅助结构,考察其移位、转位之情形,则章法结构所造成之节奏与韵律,就可以大致掌握了。     

辞章章法“多、二、一(0)”的核心结构

章法与章法结构,是完全建立在“二元对待”的基础之上的。而“二元对待”又是宇宙创生、含容万物的根本规律。以这种规律来观察宇宙创生、含容万物的历程,可以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加以概括。因此章法也对应于此,形成这种结构:若从创作面看,形成的是“一(0)、二、多”的顺向结构;若就鉴赏面看,形成的是“多、二、一(0)”逆向结构。其中的“多”,主要是指各个辅助结构;“二”主要是指核心结构;“一(0)”是指一篇辞章之主旨与所形成之风格、韵律、气象、境界等。其中核心结构(“二”),即可撤上归于“一(0)”,又可撤下统合“多”(辅助结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即着眼于此,举例探讨,以见章法之核心结构在一篇辞章中的重要功能。     

意象包孕式结构论——以"多"、"二"、"一(O)"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意象结构,对应于自然由"阴阳二元对待"为基础而形成细致、复杂、多变的逻辑系统,足以反映出宇宙创生、含容万物在时空历程上那种细致、复杂与多变之层次逻辑;又由于此基础之"阴阳二元",往往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这就使得对应于自然规律的意象包孕式结构,能造成层次与变化、对比与调和、统一与和谐之美感.锁定这种结构,先探讨其哲学意涵,再就其辞章之表现,辅之以"多"、"二"、"一(O)"螺旋结构说明,足见此包孕式结构之奥妙.     

章法的“移位”、“转位”与“多、二、一(0)”结构

D章法结构是先由其移位、转位而形成节奏,再由各个节奏层层串联而形成一篇韵律的。因此约略就章法之"多、二、一(0)"结构,考察其移位、转位之情形,则所造成之节奏与韵律,就可以大致掌握。以移位、转位为范围,探讨它们在"多、二、一(0)"结构的作用,可见移位、转位在章法结构中的重要性。     

意象包孕式结构论——以“多”、“二”、“一（○）”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意象结构,对应于自然由"阴阳二元对待"为基础而形成细致、复杂、多变的逻辑系统,足以反映出宇宙创生、含容万物在时空历程上那种细致、复杂与多变之层次逻辑;又由于此基础之"阴阳二元",往往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这就使得对应于自然规律的意象包孕式结构,能造成层次与变化、对比与调和、统一与和谐之美感。锁定这种结构,先探讨其哲学意涵,再就其辞章之表现,辅之以"多"、"二"、"一(○)"螺旋结构说明,足见此包孕式结构之奥妙。     

论敦煌壁画艺术的美学风格

本文从美学理论与实证的方法视角系统论证了敦煌壁画艺术所蕴含的"崇高与优雅、对称与和谐、阴柔与阳刚、悲壮与英勇、庄严与浪漫"等五个方面的美学风格.     

孔子文艺美学观与其政治和生活美学观之比较

在文艺美学观上,孔子倡导诗乐舞等文学艺术应肩负起移风易俗之重要使命,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严肃(彰显阳刚之气);而其政治美学观则倡导仁德礼治,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温情(刚中带柔);其生活美学观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循礼修德,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鲜活(刚柔并济)。在共有风格上,三者皆显“雅正”(阳刚);在风格差异上,其文艺美学观更为严肃(阳刚),其政治美学观和生活美学观则更为活泼(阴柔)。     

继承老杜,开拓诗歌的阳刚之美

见其文而知其人,亦因人的气质决定人的诗文风格.人的内在性格或刚或柔,流于其诗文必也或刚或柔.韩愈文之雄伟气格,原于其猖狂恣肆的性格.因有猖狂恣肆之性,韩愈论诗亦主阳刚.韩愈于诗知变,故能启迪一代,领军一代.他不但近能变大历以来的"软体"诗风,亦能变六朝以来的阴柔为阳刚.变阴柔为阳刚者自杜甫始,尚不太明显;至韩愈学杜,有意识地变阴柔为阳刚,振兴一代诗坛.韩愈晚年,随着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其诗文融阴柔与阳刚为一体,达到更高的美学境界.     

韩愈《毛颖传》接受史述论

《毛颖传》是韩愈另类于其载道文的一篇奇文,后世仿作颇多,其中很多“元素”也影响深远。历代对《毛颖传》的评价,低至“文章之甚纰缪者”,高至“千古奇文”,价值增减高下,因时因人而异。《毛颖传》文体特色、结构意蕴是学者关注重心所在,归《毛颖传》于“传”之“变体”。储欣评曰“以史为戏,巧夺天工”,简约而深刻地揭示了《毛颖传》的艺术魅力。     

以《小团圆》为例看张爱玲晚期小说创作风格

《小团圆》是张爱玲创作后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用复杂的结构和丰富的内容诠释了人间冷暖,充盈着生命的悲怆情怀,集中体现了作者晚期小说的创作风格。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小团圆》所反映的其晚期创作风格的转变,一是内容上趋近平淡自然,二是语言上更加朴素化,又极具蕴藉性。     

《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两种"二重性":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另一种是"历史地获得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属于第一种,商品和资本的"二重性"则属于第二种,前者不能充足地说明后者,对后者的透彻说明须借助拜物教批判理论。劳动二重性学说,只是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的精义在于揭示"物"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历史地获得和叠加"的。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与"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叙述逻辑的任务在于,理论地再现"物""历史地获得和叠加"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获得其"二重性"这一历史过程。把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逻辑"偷换"为从"具体"到"抽象"的"下降"逻辑,是一种有害的理论倒退。     

语义与文体的交点——日语动词连用中顿形的使用动态分析

日语动词连用中顿形需要从语义与文体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使用频率、结构和意义用法,对日本明治时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连用中顿形使用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明治时代作家的作品在使用连用中顿形上形成一个在固定结构上使用频率由高到低、语义与结构受限制由大到小的梯度;（2）连用中顿形的使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使用原理——匀整性原理和多样化原理;（3）选择不同使用原理的动机在于追求不同的审美效果;（4）从语义与文体的交点对连用中顿形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把握语义的动态。     

凹函数的共轭

在数学规划的对偶理论中,函数及其共轭函数在解决某些实际问题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利用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涉及某一函数的问题转化为与其共轭函数有关的对偶问题加以解决.有关凸函数及其共轭函数的理论,在文献[3]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本文着重介绍凹函数及其共轭函数的相关理论,这些理论在对偶凸规划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笔谈——破体：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传统及演变规律

“破体”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刘勰称“设文之体有常”，特定的言说内容须安放于相应的言说方式（体裁、语体、风格等）之中，但古往今来的中国文论家却“破”这个“常”，有意无意地将理论内容安放于文学文体之中，此其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批评文体，此一时代之新文体是对彼一时代之旧文体的“破”，此其二。前者滥觞于庄子，后者绵延至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之“破体”，意在不断变更文体形态以寻求最佳言说方式；而“破体”作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传统和演变规律，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论涂尔干的人性两重性——读《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

《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是涂尔干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准则的一段深思熟虑之后的精华作品,体现出其以一贯之的方法论原则。涂尔干认为,人本性中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那些超脱于自我的、纯粹的灵念经常被赋予神圣意义且寄托在某一对象之中。神圣事物赋予人们爱和理想,凡俗事物则是与人身体有关联的知觉或感官欲望。圣俗之分构成涂尔干整个宗教社会学的基础,勾勒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很好地解释了人性的两重性。     

论沈德潜诗论的两个基点

在关于沈德潜“格调”说的研究中,如何把握其理论体系是一个仍需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沈氏“格调”说实际包含“诗教”和“格调”两个基点,而根本一点在“诗教”。“诗教”的实现依赖于“雅正”与否的价值裁定;“格调”则为“诗教”在诗性意义上的完美树立找到了典范。     

李梦阳复古主义观考论

在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复古论出台之前,明诗的宗尚经历了一个三段论式的过程,并非宋元诗风统治始终,而是先沿宋元余习,再以尊唐为深长的主流,然后又重新引入宋元等诗路以勘正尊唐之陋,至七子兴起的弘治时期,并仍以尊唐为主,尊宋辅之。因此,李梦阳的“复古”运动并非仅仅复兴久已遗落的唐诗传统,而是一种相对全面的开放视野。其精神实质,在于台阁体将诗路长期局限于盛唐一脉之时,而重提“学”的命题,即向古代一切优秀的诗歌成果学习。其核心是复兴古诗的审美本性和风教传统。     

古代告语类文体在《三国演义》中的成功运用

古代告语类体在《三国演义》中被成功运用。了解古代告语类体的种类、内涵，特别是它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作品。古代告语类体在《三国演义》中所起的作用可从体运用和学的特殊功能两个角度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