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财政与救灾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的实行使得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进行了利益分割。由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使得地方财政能够利用两税收入、财政羡余,甚至还有私用钱和军资粮储参与救灾,在常平义仓的建设、赋税蠲免、灾害赈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减轻灾害及救灾给中央财政带来的负担,唐中央政府也多次督促地方利用留使、留州财政进行救灾。地方财政参与救灾本身有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冲突的背景,但客观上也提高了地方救灾的主动性与效率,促进了唐后期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救灾也由于相应监督管理制度的废弛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汉代使者“循行”与地方治理

汉代中央政府经常派遣使者巡察地方,其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遣使循行是中央与地方传递信息、加强沟通与联系的重要方式,也是促使国家权力渗透于基层社会的有效手段,其使命内容较前代有所发展,且对后世影响深远。两汉政治制度与执政风格的差异,也由使者循行与地方治理关系的演变过程而得到部分体现。     

清朝前期中国与苏禄关系考

清朝前期,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秉承"厚往薄来"的传统,实行以友好往来为宗旨的较为平等的外交政策,东亚、东南亚及周边诸国慕风向化,纷纷遣使入华朝贡。苏禄是较早恢复朝贡关系的国家之一。雍正年间,苏禄遣使入华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华朝贡关系。乾隆年间,苏禄频繁遣使入华,中国与苏禄的友好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的典范。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政府救灾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其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西北地区救灾方面采取了急赈为主、防治为辅的原则。各级政府基本承担了救灾职能,建立了救灾机构,进行赈款救济、粮赈、粥赈、平粜、蠲免等,辅以工赈,救灾与防灾并行。一定时期内,以救灾机构日常化、救灾手段多样化等尝试了现代救灾体系的建立。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宋文帝遣使与元嘉之治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遣使频繁,其遣使类别因遣使目的不同可分为遣使巡行、遣使赈灾、遣使案狱、遣使慰问和遣使交聘.宋文帝也正是通过遣使从而了解了国情、澄清了吏治、赈恤了灾荒、稳定了社会、繁荣了文化、发展了外交,最终促成了盛名于史的元嘉之治.     

1952年旱灾与抗旱救灾工作述论

1952年,我国大部地区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这给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如此严重的旱情,在党中央、政务院以及地方各级党委与政府的领导下,各地迅速组织起防旱抗旱的领导机构,并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掀起了规模空前的防旱抗旱运动。成灾后,党和政府又全力领导救灾工作,贯彻群众互济和国家帮助相结合、解决群众当前困难和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以生产救灾为主要措施,实现了高效救灾。这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灾、抗灾、救灾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

在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的问题上，“遣使日本”说既确乎有据，“遣使高丽”说亦难以否认，那么，最有可能的大概还是往日本、高丽两国皆曾遣使求取天台教籍。至于遣使求籍及教籍复归的时间，或如何勇强氏所言，吴越求经日本是在汉、周之际．而求经高丽则是在宋朝初年。此外，如木宫泰彦等学所指出的那样，在宋初之后，随着中国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往来和化交流．亦陆续有包括天台教典在内的佛教典籍自高丽、日本复归中土。不过，那多半是吴越亡国之后的事了。在天台教籍复还中国一事上，史料对义寂、德韶及吴越王钱俶三人所起作用的记述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亦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明代河南抚按与灾荒救济

河南巡抚、巡按设置之初便与灾荒救济密不可分,他们在安抚流民、治理河患、疏浚河道、沟通协调等方面分工十分明确,是地方联系中央的纽带和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桥梁。明代抚按官员虽然在救灾中因制度僵化、贪腐盛行有所不足,但仍是明朝中后期河南地区救灾的中坚力量。     

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辨析——东亚封贡体系形成理论研究之一

通过学界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的认识和使用,从丽辽"关系""朝贡""遣使"的起止时间及阶段划分等三个方面入手,对上述三组概念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关系"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朝贡"强调的是"宗藩关系",而"遣使"强调的则是"使者派遣"。三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遣使分期"提出了新的划分标准与依据。并得出由于丽辽两国在1038年以后,朝贡制度与遣使制度实现了制度化,因此1038年以后的丽辽关系,应为东亚封贡体系之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