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体育旅游消费需求结构定量分析--兼与张贵敏先生商榷

对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 ES) (对消费需求进行经济计量研究的主要工具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并用其对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消费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2 0 0 3年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基本消费需求支出额为 15 .17元 ,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边际消费倾向为0 .0 313,各类体育旅游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皆大于 1。     

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家庭体育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分析——以安徽省巢湖周边地区为例

运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采用调查访问、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了安徽省巢湖周边地区农民家庭体育消费结构。结果表明：农民家庭年基本体育消费需求支出量只有37．80元，体育边际消费倾向为0．0311，体育实物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而体育博弈、体育活动、体育观赏、体育旅游和体育信息收入弹性系数均大于1。     

沈阳市城市居民假日体育消费需求结构计量分析

通过对沈阳市城市居民假日体育消费总体状况和消费需求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沈阳市城市居民对各类假日体育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皆大于1,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假日体育消费的支出将快速增长.因此,提高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能力的基础.各类假日体育消费需求量的变动,主要受其自身价格的影响,受其他假日体育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较弱.     

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消费现状与发展对策

对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消费进行了调查,从体育旅游人口、消费规模、消费结构等方面对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消费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基本消费需求、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进行了定量分析,提出了促进武汉市居民体育旅游消费增长的对策构想。     

居民体育消费指标体系的指数设计及因素分析

针对体育消费指标体系中绝对量指标多、相对量指标少、可比性差的问题,以计划列入统计年鉴中的体育消费指标为基础,遵循对比性原则,设计了14个指数,并对城镇居民2008年家庭平均月可支配收入与体育消费支出进行相关分析,建立了回归预测模型。结果表明,家庭平均月可支配收入与体育消费支出之间相关非常显著,居民家庭月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00元,用于体育消费的月支出为4.328元。研究旨在为体育消费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满足体育界对统计方法及体育消费信息的需求。     

皖江城市带中间阶层体育消费需求结构的数量分析

利用2007～2008年皖江城市带城镇居民住户的体育消费调查数据,运用ELES模型对中间阶层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居民经济收入是影响体育消费结构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闲暇时间也是制约体育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目前中间阶层居民体育消费主要以体育实物性消费为主,但这种主体地位正受到体育劳务型和体育文化信息型消费的挑战;体育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311,其中对实物类、参与类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观赏类、文化信息类的边际消费倾向;各项体育消费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均为正值,各类体育商品的支出受自身价格变化的影响较大,而受其它消费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较小.     

对影响武汉市体育人口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结果，对影响武汉市体育人口、非体育人口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宏观因素：教育程度、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微观因素：需求动机、消费形式、锻炼形式、场所形式等。     

体育人口形成因素的二项logistic 回归分析

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是研究体育人口这种二分类变量与其他变量间关系的较好方法。本文对该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用该法研究影响武汉市体育人口形成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体育消费额、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对武汉市体育人口形成有显著影响；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等因素对武汉市体育人口形成无显著影响。     

武汉市城区居民观赏型体育消费现状与对策研究

观赏型体育消费作为体育消费的一个重要形式,与参与型体育消费在体育消费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武汉市七个中心城区的2 070名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涉及了武汉市中心城区不同年龄、收入、学历居民的观赏型体育消费行为基本情况、观赏型体育消费动机、观赏型体育消费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等。     

武汉体育旅游者消费行为特征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对武汉市体育旅游者消费行为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职业、学历角度对武汉市体育旅游活动有较大影响;武汉市体育旅游者停留旅游时间最多的是1-2天,达到45%;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对武汉市体育消费活动的需求影响是刚性的;武汉市体育旅游者对各种重要体育旅游活动项目喜爱程度前3名分别为赛马、拓展、登山。     

儿童体育活动的家庭代际传递:家庭亲密度的中介效应

目的: 采用横向研究设计,考察儿童体育活动的家庭代际传递效应,以及家庭亲密度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和家庭亲密度量表(学生版),对662组家庭(儿童年龄11.95±2.091岁,男生49.40%;父亲41.67±3.942岁;母亲38.92±2.787岁)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父亲体育活动、母亲体育活动、家庭亲密度分别对儿童体育活动的正向影响显著(P<0.001),并且,分别解释了61.0%、25.4%和19.7%的变异;父亲体育活动、母亲体育活动不仅对同性子女体育活动的正向影响显著,对异性子女体育活动的正向影响也皆达显著水平(P<0.001);在父亲体育活动或者母亲体育活动影响儿童体育活动时,家庭亲密度皆具备中介效应,并且,中介效应量分别为9.2%和10.9%。结论: 儿童体育活动存在家庭代际传递效应,而且,父亲体育活动、母亲体育活动对同性或异性子女的体育活动皆具积极的促进和引导功效;父亲或母亲积极的从事体育活动有助于提升家庭亲密度,进而改善儿童体育活动状况,并且,相较而言,父亲更易通过行为表率而实现儿童体育活动的家庭代际传递,母亲则更易通过营造亲密的家庭关系而促成儿童体育活动的家庭代际传递。     

德国家庭体育的缘起、特征与启示

家庭体育作为德国全民健身运动的突破口,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对德国家庭体育的缘起以及管理、运行、保障、促进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德国家庭体育缘起于德国"黄金计划"的实施,具有以下特征:以国家体育的最高管理机构为纽带,注重家庭与俱乐部的协同管理;注重多部门与机构的协调合作,整合社会资源;注重体育俱乐部的责任体现,创编家庭体育指南;注重以家庭友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推动家庭体育发展的机制动力。得到以下启示: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培育各类推动家庭体育发展的社会组织;基于学校、家庭、社区的一体化模型,创建良好的家庭体育开展环境;完善《家庭体育指南》,引导我国家庭体育的开展;坚持"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体育发展模式。     

天津市大港区农村体育现状及发展研究

通过对大港区随机抽样的16所学校的学生家属的调查,获得有效答卷268份。经分析、得出大港区农村体育的基本现状结果:1.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2.农村体育组织和骨干队伍还不够完善。3.农村体育人口中“文化参与”高于“身体直接参与”。4.体育经费没有列入预算,社会办体育之路还不广阔。     

天津市大港区职业中学天津

通过对大港区随机抽样的16所学校的学生家属的调查, 获得有效答卷268份。经分析、得出大港区农村体育的基.本现状结果: 1.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2.农村体育组织和骨干队伍还不够完善;3.农村体育人口中“文化参与”高于“身体直接参与”;4.体育经费没有列人预算, 社会办体育之路还不广阔。     

青少年锻炼行为促进模型建构与干预策略研究

以交互作用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健康信念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采用锻炼行为交互作用、体质健康信念、自我效能、业余时间体育锻炼5个量表对878名中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试图构建青少年锻炼行为促进模型，并给出科学的干预策略。结果表明：（1）青少年锻炼行为受到学校体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3个外因潜在变量和体育教学、学校保障、制度安排、运动认知、家长影响、家庭支持、生活方式、社区体育、体育文化和社会舆论10个内因潜在变量的影响；（2）学校体育、家庭教育、社会环境、自我效能、体质健康信念均对青少年锻炼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进一步比较得知，学校体育的预测能力最强；（3）学校体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对青少年锻炼行为的影响作用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体质健康信念和体质健康信念×自我效能产生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量大于直接效应量；（4）对青少年锻炼行为进行干预，从宏观角度，应以社会环境为基础层，家庭教育为发展层，学校体育为创新层进行系统干预；从微观角度，应重视和强化青少年体质健康信念和自我效能教育。     

我国家庭体育及其研究进展

综合论述从家庭体育的内涵、家庭体育的功能及家庭体育的现状等方面研究我国有关家庭体育已有的成果,认为我国家庭体育研究存在界定范围不明确、未能紧跟时代发展、忽略经济欠发达地区等问题,预测家庭体育的发展趋势,并根据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     

家庭视域下扩大我国体育消费的政策研究

研究体育政策有效促进体育消费,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具有重大社会与经济意义。从体育消费的约束与偏好命题入手,以家庭维度构建体育消费分析思路并开展分析。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趋缓、闲暇缩减与闲暇利用结构巨变、青年一代消费具有显著年龄效应与代际效应,体育消费水平面临下滑风险。考虑我国体育产业消费粘性不强、盈利不足、结构发展失衡的现状,应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进一步降低体育服务消费价格,以科技进步创新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为主导,以家庭体育为纽带,重塑家庭互联网体育消费端口,最终实现扩大体育消费的根本目的。建议:1、依托人工智能、5G通讯技术等新科技,鼓励家庭级体育服务应用的开发;2、支持一批掌握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能够抓住科技机遇,提高体育用品科技含量与经济价值的民族品牌;3、重新审视并高度重视以家庭为核心的体育业态塑造,搭建适应科技趋势的家庭体育消费新场景;4、创新体育消费激励模式,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新型消费端口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新业态;5、建立政策执行的监督与反馈机制,保障体育消费政策的长期有效性。     

我国家庭体育的现实价值、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

我国家庭体育的现实价值包括：提升家庭成员健康水平，夯实健康中国之基；增强家庭稳定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强化代际体育参与的互动性，助力全民健身战略的普及。家庭体育治理的困境表现为群众体育政策制定逻辑忽视了家庭的衔接作用，垂直型体育管理结构的“基层淹没”使得家庭体育治理缺乏有效支撑，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互动性较弱，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在家庭体育治理中的作用尚未凸显，家庭体育开展的内在驱力不足。在破解家庭体育治理困境上，一是调整群众体育政策制定逻辑，重视家庭体育的衔接作用；二是健全垂直型体育管理结构，强化家庭体育治理的组织支撑；三是增强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推进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一体化发展；四是创新政社合作形式，激发体育社会组织在家庭体育治理中的活力；五是推进“放管服”改革，吸引市场组织参与家庭体育治理；六是引导父母形成科学的教养方式，增强家庭体育开展的内在驱力。     

对广东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效果的研究——以粤西地区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广东省粤西地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了解的比例不足1/4。少部分农民对体育健身工程持不满意态度。少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项目主要有健身走、跑步,羽毛球,篮排足球等：次数主要是每周2次及以上;时间多数在30min以上。本村学校内、自家庭院和村内的公共体育活动场所是其主要的健身场所。农民的体育消费水平虽有提高,但体育消费意识还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