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采矿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快绿色创新,是采矿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11—2021年采矿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碳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代理成本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代理成本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并未发生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公众环境关注度可以增强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文中为采矿业企业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融资约束、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经验证据

基于A股上市的制造企业2009—2013年的微观数据,首先,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了我国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其次,构建了融资约束指数,并分别检验了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最后,探讨了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研发投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金缺乏所导致的。研发投入与企业当期经营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存在滞后性。研发投入却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了研发绩效。融资约束在研发投入的经营绩效影响方面相当于一个"扩大增幅器",而对研发的长期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绩效的驱动效应——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今和未来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经济增长和我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并对不同规模、地区和行业的企业进行了异质化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小规模企业、高技术企业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的更为显著。该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机遇,改善企业经营发展状况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帮助。     

交叉上市与企业创新——以A+H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A+H股交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交叉上市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的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其影响机理,通过Amos、Heckman检验等进一步验证了主要结论。结果表明：交叉上市缩减了企业研发投入,但并没有因此减少创新产出,企业的创新效率反而有所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公司治理层面,成熟资本市场对投资者保护的重视、信息披露环境的完善以及投资者的监督促使企业提高创新效率;另一方面,在资本成本层面,融资约束的缓解也提高了企业追求创新的能力。     

融资约束、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与税收激励2个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取决于股权融资;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激励效应有效缓解了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增值税转型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吗

增值税转型旨在通过减税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后者在微观企业层面的重要表现是研发投入,但目前检验增值税转型对研发投入影响的文献却很少。并且现有税收政策与研发投入研究也主要以企业所得税为对象。理论上增值税转型会通过缓解企业内源融资约束来刺激研发投入,但这一作用发挥受企业异质性的影响。本文基于集团视角,系统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在不区分组织形式的情况下,没有发现增值税转型对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考虑集团因素后发现,与非集团公司相比,增值税转型明显刺激了集团公司研发投入;在集团公司中,民营集团研发投入显著高于国有集团;对民营集团进一步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抑制了增值税转型研发效应的发挥,而增值税转型中民营集团的研发投入增量使其长期回报率的增长显著高于其它企业。本文不仅丰富了增值税改革文献,也能为我国正在实施的“营改增”改革提供参考。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绩效——基于“强制披露时代”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8年12月我国政府强制要求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CSR)报告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分析强制CSR披露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强制CSR披露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表现为专利申请总数的增长,特别是发明专利数量显著增加;同时,这种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大、代理冲突较明显的企业中更加凸显,说明强制CSR披露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是缓解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强制CSR披露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披露质量较高与政治社会风险较大的企业;且在强制披露后,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贷款。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产权性质调节与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

政府的辅助之手,能否通过税收优惠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引导创新资源投入?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我国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产权性质为调节变量,成本粘性为中介变量,通过考察实际税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成本粘性的影响,揭示了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积极影响;成本粘性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对上述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产权性质通过成本粘性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为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提供一定理论素材与有益参考。     

影子银行、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影子银行和不同企业规模对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参与影子银行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提升更高。在大企业中,参与影子银行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而在中小企业中,影子银行反而会显著加剧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平滑的影响研究

   研发投资平滑是企业在不确定条件下维持研发持续性、规避调整成本的策略性行为。鉴于中国转轨经济特征下企业对经济政策具有的高度敏感性,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平滑关系,对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下企业研发投资动态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运用面板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平滑的影响。结果显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研发投资平滑产生了强化作用;（2）与国有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相比,这种强化作用在民营企业、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和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研发投资平滑领域研究,为高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保障企业研发创新持续性提供有益启示。     

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利益冲突和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分析师的乐观偏差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存在再融资行为,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3)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缓解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角色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风险资本阶段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

利用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以每轮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间间隔衡量阶段性投资,研究风险资本的阶段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每轮投资规模与投资时间间隔均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2）在对样本进一步细分后,发现对于不同投资阶段,阶段性投资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即对于早期投资阶段,每轮投资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投资时间间隔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而对于后期投资阶段,每轮投资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没有显著相关性,投资时间间隔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说明风险资本不仅通过阶段性投资缓解了企业创新活动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还通过调整投资时间间隔来调整监督强度,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外部审计质量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7年相关样本数据,本文从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与信息传递功能出发,构建实证回归模型,研究了外部审计质量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质量外部审计有助于营造企业创新氛围,推动企业创新活动;并且,外部审计质量的提高可分别通过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和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两条作用机制推动企业创新活动。该结论不仅丰富现阶段资本市场审计有关外部治理及信号传递的理论,并且对监管部门、审计师事务所、企业治理层、金融部门以及社会投资者在推动创新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会计稳健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

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高低会决定产业技术创新水平。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与融资优序理论，构建“会计稳健性-融资约束-企业研发投资”的概念模型，并以股权结构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会计稳健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在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会计稳健性通过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进而影响企业研发投资；股权结构在会计稳健性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过程中能够部分起到调节作用，具体来说，股权性质与股权制衡度能够调节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而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数字金融、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下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且数字金融是部分通过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厘清风险投资、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投资决策间的关系,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积极性,促进我国创新创业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家、风险投资与银行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基于2007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情景转换回归”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说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企业风险承担;高持股比例、联合投资、高声誉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减轻企业融资约束是风险投资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将刺激企业研发和技术并购,企业风险承担在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