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规避研究

从双边道德风险的角度,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最优契约。在传统的股权契约的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增加了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的违约成本,降低了其违约倾向,既规避了风险投资机构逃避为风险企业追加投资的委托人道德风险,同时也降低了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进一步分析了市场行情对契约的影响,市场行情不好时风险投资家会提高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并要求其承担更多风险,这为经济危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     

双边道德风险情况下考虑客户知识依赖的服务合作生产契约

企业间知识密集型服务合作生产由于存在相互知识依赖,导致双方的粘性信息不能被无成本证实和监督,从而产生双边道德风险。基于客户合作视角,建立委托代理模型,从固定支付和剩余激励支付两方面分析了双边道德风险情况下客户知识依赖对服务合作生产契约设计的影响。结论表明,契约的剩余激励支付与客户知识依赖弹性系数负相关,契约的固定支付与客户知识依赖弹性系数正相关。     

不对称信息下政府与回收处理企业激励契约设计

针对回收处理企业处理能力隐匿的逆向选择问题和努力水平隐匿的道德风险问题,运用激励理论研究不对称信息下政府与回收处理企业的激励契约设计过程。提出分离契约实施的前提条件,比较混同契约与分离契约的有效性,给出能获得政府正向激励的回收处理企业类型,讨论各相关因素对次优契约和努力水平的影响,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两种激励契约下处理能力变化对次优契约、努力水平及双方期望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混同契约相比,分离契约能较好实现回收处理企业的类型甄别和高效激励,有效促进回收处理企业提高努力水平。     

R＆D专用投资和风险共担的不完全契约分析

采用不完全契约分析的思想,分析了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R＆D最优契约的设计问题,构建了R＆D契约模型,并分析了在双方专用性投资和研发风险共担条件下的契约特性,得出了在简单契约设计下可获得有效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结果,并能减轻由契约不完全性导致的无效率.     

海绵城市PPP项目运营维护服务契约设计

运用HM模型与MATLAB工具设计了海绵城市PPP项目运营维护服务契约新方案,新方案揭示:固定报酬具有引入运营维护契约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监督的存在更益于运营维护道德风险的防范;政府最优监督策略选择的根据是k、h、ΔEV三者的耦合关系。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契约设计及效率问题研究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和农户签订委托——代理契约的形式实施,设计最优的激励契约成为后退耕还林时期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研究信息对称和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不同类型农户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契约的设计问题,探讨政府与高技术农户和低技术农户之间生态补偿契约的效率问题。研究显示,政府和农户经济收益信息的不对称会使高技术农户低报自己的收益以获得信息租金,获得高于标准支付的生态补偿支付,增加契约的激励成本;而低技术农户获得低于标准支付的生态补偿支付,影响农户退耕还林的意愿,增加契约的摩擦成本。最后讨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政策如何减少生态补偿契约效率损失的对策,提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契约的设计应根据当地高技术农户和低技术农户的比例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关注度进行权衡和选择,以减少契约效率的损失。     

863计划利益主体的知识产权平衡机制研究 /FONT /P

我国863计划知识产权权属经历了从归国家所有到归属于项目承担单位所有的演进历程。本文通过在微观层次上分析政府、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科研人员各利益主体在参与863计划的行为目标及主体间知识产权权属冲突与博弈的过程,旨在探讨目前863计划知识产权权属的分配方式在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包括863计划在内的科技计划知识产权权属制度,实现有效保护、激励并促进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的目的。     

协作型双方道德风险组织激励配置效率分析

本文给出了双方道德风险组织激励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建立了完全信息、单方信息不对称和双方信息不对称等不同信息结构下双方道德风险组织激励问题的规划模型,通过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全面对比分析了不同信息结构下协作型双方道德风险组织激励的均衡努力、最优契约和效用水平,揭示了协作型双方道德风险组织激励效率配置的特点与规律。     

信息不对称下企业低碳发展的激励契约设计

企业低碳减排中的低碳技术和减排努力程度属于私有信息时,政府需要甄别其碳减排的真实能力并对其减排努力实施有效的激励。针对上述问题,运用博弈论和激励机制理论,建立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并存且企业低碳技术为连续类型下的企业低碳发展的激励契约;对比分析了只存在道德风险单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并通过数值仿真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双重信息不对称时,政府的期望收益减少,企业的减排努力程度降低而收益增加;政府应针对不同技术类型的企业设计差异化的契约激励模式,不但可以起到自我选择的甄别作用,还能诱导企业提高低碳努力程度。     

双边道德风险、创新选择与创业企业价值

构建不同自然状态和创新水平下创业企业的双边道德风险模型,研究表明可转债能够有效地缓解创业企业的双边道德风险,其内嵌的债权契约能够保证在自然状态较差时,VC通过再谈判的方式引导EN做出社会最优的创新选择,并且激励双方投入社会最优的努力水平。在自然状态较好时,EN有动力选择高的创新水平,并且设计合理的可转债契约同样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促使双方选择社会最优的努力水平。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风险资本投资过程中的契约研究述评

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家在投资风险企业的过程中通常采用可转换优先股作为投资工具、分阶段对企业进行投资、合理有效的分配控制权来安排契约。文章对这种契约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理论综述,同时,对它们作了综合的评价。     

考虑服务投资影响的SaaS云外包激励机制

客户企业在实施SaaS云外包时,面临因效率参数不可观测所引发的云服务提供商（Cloud Service Provider,CSP）道德风险问题。针对该问题,在考虑服务投资影响效率参数分布情况下,以客户企业期望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应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云外包激励机制,并对合约性质及激励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激励相容性的自我实施条件由效率参数改进的边际效用、努力的边际负效用及边际产出决定;最优努力水平是效率参数的减函数;服务投资与效率参数进一步改进的条件概率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最优激励机制可由固定服务报酬及收益共享构成的线性合约表示。     

基于道德风险的天使投资最优融资合约研究

摘要：作为创业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天使投资存在显著的信息非对称,由此导致的代理问题对天使投资融资合约产生影响。针对创业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一个理论模型,研究并求解出天使投资最优融资规模及最优股权分配比例。研究发现：最优融资规模及最优股权分配比例是存在的,且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当道德风险问题严重时,最优融资规模及天使投资人的最优股权分配比例均减少;优质的创业项目能够提高融资规模并提升企业家的股权分配比例;创业企业家良好的创业能力与经历,能够提高融资规模但会降低企业家的股权分配比例。由此,本文研究结论较好的解释了国内外天使投资的投资实践,并且为天使投资合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大学衍生企业投资收益分配模型——大学-科研人员合作创业视角

利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科研人员道德风险下的大学衍生企业的激励合同.研究表明,在道德风险条件下,大学科研人员单纯的技术入股不能达到最优的激励效果,大学规定科研人员投入货币资本的激励机制具有更好的激励作用.大学科研人员所需投入的资金与被分配的股权比例随着其道德风险严重性的提高而增加.     

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的关系契约机制:基于合作创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供应链合作创新视角,知识交易双方投入要素的无法验证性所引起的双边道德风险往往会阻碍知识交易的顺利进行。针对上述问题,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双边道德风险下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的正式契约及关系契约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双边道德风险下知识交易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激励交易双方共同投入;对于任意贴现因子,实施关系契约的知识交易量与供应链创新收益产出均不小于正式契约,且随着贴现因子的增大,关系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显著;当贴现因子达到一定门槛值时,关系契约能有效激励交易双方投入及供应链创新收益产出达到最优。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的有效性。     

学术和商业激励作用下的高校R&D活动影响研究

随着传统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变，高校兼具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的双重特性。科研人员在R&D活动中追求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双重目标。本文基于一个简单模型来研究学术和商业激励两种方式对R&D活动时间配置以及项目选择的影响，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了组织最优激励契约设计。研究结果表明：高的商业激励会减少科研人员研究活动，但却激励科研人员选择高风险的基础研究，从而会带来突破性创新。组织层面高校应加大商业激励鼓励研究偏好人员，对偏好研究活动的人员，激励其进行开发活动；对于不偏好研究活动的人员，激励其增加努力程度。     

基础设施融资项目的激励与监督问题研究

通过将基础设施特许权合约看作是一个报酬合约,建立基础设施融资项目的激励与监督博弈模型,并探讨了不同收益预期下投资人行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固定投资回报、浮动投资回报以及提成制投资回报等三种基础设施特许权合约的激励有效性以及投资人、政府的最优行为。     

考虑私人收益的创业投资双边道德风险研究

引入私人收益变量,分析在股权契约设计下,比较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的努力水平及私人收益的谋取,揭示期间的双边道德风险,并发现私人收益的作用,提出在没有契约工具可以完全消除双边道德风险的情况下,通过间接控制私人收益来激励双方的努力,部分消除双边道德风险。     

考虑合作时间的应用服务外包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设计是解决应用服务外包中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方法,外包合作时间对激励效果具有重要影响。针对合作时间如何影响应用服务外包激励机制设计的问题,以客户企业期望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在应用服务提供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所拥有的服务能力及努力水平不可观测下,建立两阶段Stackelberg主从博弈模型,分析了外包合作时间与合同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外包合作时间较长时,合同激励效果与收入共享比例正相关;外包合作时间较短时,合同激励效果与收入共享比例负相关;对客户企业而言,在寻优中随着合作时间的增加,收入共享比例反而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