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吗

社会信任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2008-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计量模型考察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社会信任是否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说明社会信任可以通过企业创新影响经济发展。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在于,社会信任不仅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还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创新激励不足的问题。该研究对于理解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乃至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性别、制度环境与企业CSR决策

基于商业伦理和性别角色差异的理论视角,探讨了高管性别对企业CSR决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13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运用多元回归、2SLS工具变量回归和广义矩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高管性别对企业CSR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企业CEO为女性或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增加时,企业CSR质量得到显著提升;（2）制度环境对高管性别与企业CSR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落后,女性高管改善企业CSR质量的积极效应越明显。本研究拓展了对企业伦理决策与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也丰富了女性高管决策领域的研究文献。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来源——激励、制度与承诺

基于战略、制度以及伦理的综合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292家食品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和来源。结果表明:市场对食品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而制度压力和高管承诺对该维度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显著影响;食品企业承担消费者责任具有多重动力,但市场激励的效果低于制度压力和高管承诺的效果。因此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基于满足制度要求和管理者主动承诺的表现,而非企业的战略打算。     

地区社会信任能促进个体创业吗?

虽然非正式制度占制度环境的比重远超过正式制度，但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地区正式制度环境对创业的影响，对非正式制度环境与创业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本研究致力于揭示地区社会信任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和来自全球31个国家的101595条个体创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地区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个体创业有正向影响，地区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个体创业有负向影响，说明社会信任的确是个体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2）创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创业网络能强化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个体创业的正向影响，弱化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个体创业的负向影响，说明创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创业网络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利用外群体社会信任伴随的潜在机会和抵御内群体社会信任伴随的可能威胁。此外，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地区社会信任通过影响个体识别创业机会进而对个体创业产生影响。本研究将关注点从正式制度环境转移到非正式制度环境，不仅能丰富和拓展非正式制度环境与创业相关研究，而且对个体制定创业决策和国家优化创业环境有重要启示。     

社会信任、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2011—2013年中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任、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高管政治关联都反向影响着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但与高管政治关联相比,社会信任能更大程度的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且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相比高社会信任度地区,在低社会信任度地区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具有更大程度的负向影响。结合中国社会信任状况,考察同为正式制度替代机制的社会信任、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这将深化对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的认识。     

创新工具还是粉饰工具 ——业绩下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再检验

基于战略竞争观的社会责任实践逻辑在企业层面广泛运用。但是在企业业绩下滑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仍然作为企业的战略创新工具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业绩下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验证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战略创新或竞争工具下的运行机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创新补贴获取与绩效提升效应,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在业绩下滑情景下选择真正的战略创新过程中摒弃盈余管理的调节作用。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业绩下滑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地正向效应,企业业绩下滑情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竞争工具说”得到经验支持;（2）进一步地机制检验表明,在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竞争工具的情景下,基于利益相关方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创新补贴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企业业绩下滑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负向影响,说明在业绩下滑的情结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真正的战略变革而不是“穷则思偏”粉饰企业业绩,且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下滑与企业盈余管理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说明在业绩下滑的情结下企业将社会责任真正地作为战略创新工具而不是粉饰工具。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拓展了传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而是探讨企业业绩下滑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背后逻辑机制,为基于业绩下滑情景下的“穷则思变”选择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战略创新行为之中提供了经验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抉择更具挑战性,企业是否会以创新作为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与动荡性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相应的内在机理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竞争逻辑的视角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发明专利)的影响更为显著,体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企业社会责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支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补贴与税收优惠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之间的战略竞争工具(寻租工具)效应进一步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竞争工具价值,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在外部运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提供更大的利益相关方网络资源提供经验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中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基于同行业企业与消费者关系的博弈分析

企业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到促进广泛社会福利的转变,使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到运营活动中。"自我调节"的规范约束框架是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性、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选择以及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都影响"自我调节"规范约束框架中企业的行为,政府的监督约束机制改变了企业社会责任"自我调节"规范约束框架中企业收益的均衡解,加强了"自我调节"规范约束框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作用。     

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企业240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信任在其间起中介作用;组织道德气氛在组织信任与建言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高关爱型、高规则型道德气氛加强了组织信任对建言行为的积极影响,而高工具型道德气氛弱化了组织信任对建言行为的积极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地区社会信任与融资约束

以中国2010～2016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信任对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并通过社会责任的延续性划分验证社会信任在不同公司策略情况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小;地区的社会信任会加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对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只存在于非延续性社会责任策略的企业。     

创新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跨期影响非正式制度调节效应视角

如何平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创新实践的资源需求、兼顾资源配置最优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协同，是当前中国企业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基于负责任创新、动态能力等理论假说，本文以2010—2016年575家中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GMM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的动态交互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非正式制度因素（企业内部责任文化与外部社会声誉）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相比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当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当期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显著改善了同期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发现浓厚的企业责任文化能有效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且良好的企业社会声誉提升了创新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研究对厘清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兼顾社会责任履行和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 ——基于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以2015—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内部创新投入与企业外部区域创新指数作为门槛变量,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创新环境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创新强度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基本呈上升趋势.大、中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都会对公司产生积极作用,中型企业的边际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将企业内部研发投入与外部创新环境作为创新的新指标,综合考察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公司绩效非线性关系,对于上市公司权衡企业对创新投入与社会责任行为有一定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基于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本文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对21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建立密切而长期的关系,进而从这些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企业从利益相关者关系中得到的社会资本,特别是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受到竞争强度的负向调节影响,市场不确定性则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这些发现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从中促进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非国有资本参与对国企产生治理效应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政策性决策行为,那么国企“使命必然”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因此产生影响。本文从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双重视角出发探究国企混改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混改动态股权结构变化,包括多样性、深入度、制衡度以及控制权转移均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机制检验发现,国企混改不仅可通过减负效应,即缓解国企承担的政策性义务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还可通过治理效应监督约束管理层为获隐性福利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行为。此外,基于控制层级与治理环境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央企相比,地方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市场化进程较高、政府放权意愿较强地区,治理环境较好从而能够强化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最后,研究发现国企混改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体表现在员工、供应链以及环境责任,并最终有效缓解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向价值效应,提升企业价值。研究认为国企混改应注重股权结构“量变与质变”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的治理效能,明确国企社会责任本质,促使国企提升绩效的同时,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榜样作用。     

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创新行为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创新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大背景下,“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已成为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研究从责任伦理的视角探讨了员工感知的社会责任(PCSR)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71名的家族企业员工的调查研究发现：(1)PCSR会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2)组织认同、工作不安全感和员工的工作投入在PCSR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PCSR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工作安全感和工作投入进而对其创新行为产生影响;(3)本研究把PCSR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并对比研究发现员工感知的内部社会责任对组织认同、工作投入和员工创新力的影响效应要显著大于员工感知的外部社会责任。本研究着眼于责任伦理的教化与感知,比较有创见性的提出责任伦理的感知和教化等软性因素是驱动创新的重要源动力和管理落脚点,丰富了关于PCSR领域的研究,也为管理实践中“如何调动员工的创新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有益思路。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新发展阶段下如何驱动经济绿色转型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生态文明以及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必由之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顺应了创新与绿色的新发展理念,如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学界热议的研究话题,既有的研究对战略决策视角下高管可持续导向与战略驱动的绿色创新决策呈现出较大程度上的忽视。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地驱动效应,即CEO公共价值与环境保护价值导向的经历越丰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2）传导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保投资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即公共环保经历通过利益相关方价值回应与资源配置两种路径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3）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中的约束型政府规制与激励型政府规制分别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分别产生替代效应与协同互补效应,且考虑政治关联,中央政治关联背景...     

企业生态位对跨组织技术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

随着技术创新逐步走向系统化和生态化,企业需跳出单向的竞争或合作思维,重视与外部组织开展协同创新。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背景,探讨了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不同位置（企业生态位）如何影响其与外部组织的合作,进而作用于技术协同创新绩效。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生态位宽度和态势对技术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重叠度对技术协同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2）技术协同创新模式（技术交易、技术联盟）在企业生态位与技术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都起到中介作用;（3）正式与非正式沟通匹配对各个维度企业生态位与技术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目标与方向

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全面系统地改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及其治理结构,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要求公司治理机制中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扩展到社会与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超产权理论的新近研究成果已经证明,重要的不是国有或私有,而是外部竞争环境对经营者的“控制权收益”产生的压力,以及建立在治理结构之上的经济责任制度产生的内部动力,它们才是企业活力和效益的真正源泉。国企改革等不得,急不得,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国有企业需要竞争、需要科学的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和激励与约束机制,需要完善的经济责任制度,需要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     

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以资源获取与资源整合为中介变量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如何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管理的难点.本文以资源获取与资源整合为中介变量,深入探讨了高管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高管团队的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外部）资源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的内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内、外部）资源整合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整合对开放式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获取对资源整合和开放式创新能力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获取和资源整合是高管团队内、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开放式创新能力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     

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CSR负面事件的缓解效应——基于产品市场视角

基于产品市场视角,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企业社会责任（CSR）负面事件对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缓解效应。研究发现：CSR负面事件会显著降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道德型负面事件比能力型负面事件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消极影响更强;CSR负面事件对竞争行业企业产品市场的消极影响比垄断行业企业更为明显;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可以显著缓解CSR负面事件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