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魅观念的源起

在古代的信仰世界中,除了我们普遍熟知的天神、地祇、人鬼之外,还有鲜为人知的魅。这种"魅"源于先秦,是一种异域之敌,它们危害中原,需要抵御。秦汉魏晋时期,魅的形象类型较多,出现了物魅、鬼魅、老魅、精魅、木魅、狐魅等各种类型。这些长期存在于民众观念中的"魅",是一种独具特点的人类崇拜信仰。     

教学技术的艺术之“魅”

魅通常被自然哲学用来描述事物富有神秘力量的特质,一般表现为三种形态:附魅、祛魅和返魅。本文追溯了魅的学术根源,在分析科学和技术的魅之本质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考察了教学技术中的艺术之魅与教学技术本体的附—祛—返的历程,为把握当代教学技术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现代性的救赎：教师身份的“返魅”

作为理性力量应用于教育的结果,教师身份的"祛魅"具有些许积极的意义,但也使其陷入了"祛魅"的悖论中。在现代性危机前,救赎的处方只能是寄望于教师身份的"返魅"。只有似冯志远一样具有人性之"魅"的教师才能引导那些懵懂的心灵"回家"。     

明清小说中的魅观念

信仰世界中,除了人们熟知的天神、地祗、人鬼之外,还有鲜为人知的魅。对魅的认知,学者普遍认为魅是鬼或者鬼系的一种,但是,鬼与魅确有区别。魅形象不断发展变化,在清代笔记小说中,不仅保留了前代类似的幻化人类,魅惑人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此时的魅虚实不定,寓意深刻。依据文献中魅的形象特点,可以说,具有魅性的一切对象,都是魅。     

祛魅与救赎:教师身份的返魅

势利的教育造就了祛魅的教师,过度世俗化的教师角色使教师崇高的身份充满了危机。因此,教师角色必须返魅,教师必须勇敢地踏上自我救赎与自我超越之旅,体现崇高,体验良心,体悟智慧,召回并彰显师之魅。     

教育科学的“祛魅”：意蕴及其问题

现代科学与“祛魅”携手并进。当人们把教育学冠以科学之名时,教育科学必然地要以“祛魅”为前提和结果。如果说教育科学以“祛除教育之魅”为追求而体现了人类的正当理想,则“祛魅”作为研究的前提则导致了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身份的丧失。     

论技术的附魅、祛魅与返魅

古代技术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附魅技术,但自从它与现代科学相互结合后,就走上了祛魅的道路。祛魅是现代技术的主要特征,但祛魅后的现代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精神的匮乏以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后现代的技术必须采用人、技术、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自然观,走技术返魅的道路。     

学校教育的"祛魅"及其意义

学校教育之“魅”主要是指在当前社会中存在一种将学校教育神奇化的不良倾向,即学校教育功能泛化倾向,这一倾向使学校教育不堪负重,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不应有的伤害。要避免学校教育之“魅”的危害,就必须重新认识学校教育,使之“祛魅”。学校教育的“祛魅”就是要正确认识到学校教育功能是有其边界和限度的。只有学校教育“祛魅”了,才能正确发挥学校教育的本体功能、工具性功能以及发挥其它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的功能,进而全方位地促进学生发展。     

祛魅与赋魅:“伤痕文学”叙事的一种矛盾分析

"伤痕文学"的出现,结束了"文革"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模式化创作,以文学的方式开始了一次广泛的祛魅活动,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生命历程。由于"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创作潮流,因此,"伤痕文学"在批判、控诉"四人帮"给人们造成肉体与精神创伤的同时,又以赋魅的叙事方式演绎着即将到来的幸福与光明。祛魅与赋魅的异调共存使"伤痕文学"叙事有一种内在的矛盾。然而,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伤痕文学"不仅满足了人们情绪宣泄的需要,还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消解了精神创伤,重新建立了未来必然光明的期待与信心,最终完成了"伤痕文学"意义的建构。     

大众文学60年：从赋魅到祛魅

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大众文学走了一条吊诡的路线。新文学发生后它被贬抑而至边缘化。革命文学及左翼文学诞生后,尤其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大众文学的艺术形式成为新的美学追求。在当代文学发展的60年间,大众文学基本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是一个对大众文学的转译和政治文化赋魅的过程;后30年则是打破文学一元化、大众文学渐占上风并祛文学政治文化之魅的过程。大众文化/文学的众神狂欢的时代在世纪末出现了。     

湘西苗族地区蛊的流行原因

明清以来巫蛊一直流传在湘西苗族地区,至今还有很多苗族群众依然相信蛊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但是同样是处在落后的地区,巫蛊在苗族地区更为流行,其主要原因是,在认识论上,巫蛊流行迎合了苗族的阴阳思想;在制度上,过去苗族地区缺乏制止巫蛊流行的社会管理制度;从其产生和流传来看,苗族地区有＂匠嘎＂对＂蛊病＂的诊治和社会舆论对巫蛊流行的推波助澜。     

论《三国演义》人物的巫术形象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中不少人物均是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智者.然而,亦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只是一般巫师术士,称不上是智慧的化身.事实上,许多《三国演义》人物皆有巫师的影子,尽管他们缺少了与神相通、驱邪治病的能力,但仍能通过观天象测吉凶、观人相测前途,可见他们之熟谙巫术.虽然神化色彩不及远古巫术般浓烈,但在《三国演义》里仍可体现一种神秘无形的互渗关系,其中占星、通天便最能代表人物之巫术形象.通过分析《三国演义》数个代表人物之巫术形象,可让学界了解到《三国演义》中较少人讨论的人物巫术形象,以及其文学功能和对后世的影响.     

射日神话新解——从壮族神话《侯野射太阳》谈起

射日神话是对原始先民巫术活动的反映,该巫术企望通过男女交合以影响气象,达到祈雨弭旱之目的,反映了原始先民借助想象和幻想战胜自然灾害的现实。     

中国音乐起源新论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乐舞与原始人类生活具有直接的关系。劳动中的节奏是形成乐音动态形式的基础,巫术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音乐的形成。人类社会能摆脱原始社会大踏步地走向现代,靠的是善于思考的大脑和灵活的双手,因此,音乐起源于模仿是音乐起源于劳动与巫术活动之后的必然命题。史前先民在制作模仿鸟兽的哨音时,一方面开发了人类最早的音乐听觉感知力和双手的灵巧性,另一方面又从这种鸣晌模仿中获得了听觉的愉悦,演绎出今天音乐的雏形。     

当代白族乡村巫术与艺术共生的宗教维度

当代白族乡村巫术艺术共生现象的研究不能在西方艺术考古学、艺术人类学或艺术哲学的学科范式内进行,“原始艺术”这一术语与当代白族乡村民间艺术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从宗教维度来阐释当代白族乡村巫术与艺术共生的现象,是将此现象视为一种社会行为,可以发现巫术、艺术、宗教等文化事象之间的微妙关系。     

彝族火崇拜文化

火是彝族一个重要的自然崇拜对象。自从火在生活中产生非凡的作用,人们对火更加深了神奇之感。特别是对于已产生各种巫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的人类来说,火不仅仅是一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离不开的自然力,而且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神异的灵物。火神也随之登上神坛,并产生了很多敬火、祭火及祭火神、送火鬼习俗。     

论宗教艺术的起源与图腾崇拜

原始宗教是巫术、图腾制度、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产物。由于原始先民们求生能力的薄弱,将自然力量本身看成具有意志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并由此产生了宗教和宗教艺术。宗教在宣扬自身教义的时候,通过绘画雕塑等审美主体将宗教教义镶嵌其中,在这个语义结构下,宗教艺术使人对神性的宗教意识顶礼膜拜,在宗教艺术里蕴涵着深刻的宗教内容。     

巴人占卜形式考

巴人是一个巫风烈烈的民族,占卜文化发达,占卜形式殊多。随着现代考古的发展,一系列巴人文化遗址被发掘,巴文化遗物得以面世。湖北长阳香炉石、忠县瓦渣地、云阳明月坝、万州麻柳沱等遗址出土了诸多的巴人甲骨,这对于我们了解巴人的占卜习俗、占卜形式、占卜文化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台湾原住民传统信仰

19世纪中叶,随着台湾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大量西方人入台,包括传教士、外交官、科学家、旅行者、商人等,他们在台湾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当时入台的西方人更感兴趣的莫过于台湾的原住民,因此保留了不少关于原住民及其生活区域描写的文字与图片记录。在西方人的眼中,原住民长期生活在诅咒、巫术、鬼怪的环境中,遇到无法解释的事情就归因于神灵。他们的信仰几乎覆盖了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苗族斗牛及其文化内涵

苗族斗牛是指人们让两头水牯牛以角相抵斗以争胜论负的活动,被称为“东方式斗牛”。典籍、诗词、舞蹈、传说、鼓社记载斗牛;传统斗牛自由组合,不决胜负,现代斗牛分组、拈阄、定时、淘汰制,决胜负;苗族斗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斗牛,就在于苗族斗牛是苗族牛图腾崇拜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