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佛教的扶植及其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崇信佛教并极力扶植佛教的发展,从该时期敦煌寺院、僧人数量的增加、寺院经济的繁盛、僧侣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兴盛的写经事业等方面都体现了敦煌佛教在吐蕃政权扶植下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的发展也实现了吐蕃政权企图利用佛教来维护其政治军事统治的目的。佛教的全面推行对吐蕃赞普权威的加强、敦煌地区民族矛盾的缓和、社会的稳定都表现了积极有利的一面,延缓了吐蕃政权在敦煌地区的统治。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P.3699<祈愿文>中的天下僧统触坚为公元824年以后的吐蕃佛教宗师;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都教授为当地最高僧官,下属有若干寺院教授,每个寺院教授具体负责管理敦煌僧团中某一方面的事务,该做法应来自吐蕃本部,为吐蕃僧官制度所特有;吐蕃统治敦煌中前期有一位翟姓沙州都教授,法号当为乘恩,原名翟涓.     

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

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樊锦诗，赵青兰公元八世纪八十年代至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此时的敦煌佛教并未因政权交替而稍减，佛教及佛教艺术且有了相当的发展，莫高窟的开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就是在前人对莫高窟唐前期洞窟的分期研究之后，...     

敦煌写本所见唐宋佛教寺院教育之童蒙读物

唐末五代宋初,居于西北一隅的敦煌佛教寺院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必要补充,甚至在吐蕃统治时期,官学教育中断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官学教育的任务。其中童蒙教育也成为寺院教育的一部分。整理敦煌文献中带有佛教寺院学郎题记的文献,不难发现当时寺院教育的童蒙教育内容及其教育理念。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本文以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为研究中心,对吐蕃时期敦煌的佛教信仰、密教与佛教内部派别之关系、密教与其他宗教信仰之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与分析,以期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宗教、信仰认识有所助益.     

从敦煌出土写本看敦煌佛教研究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为依据，指出敦煌藏经洞佛教文献对中古佛教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现状，以及敦煌佛教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启示，特别论述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佛教的独立发展及其意义。同时还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归义军时期(晚唐、五代宋)的敦煌(续)

(一)西域求法僧的往来和归义军间的关系存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乃至敦煌佛教教团的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就探讨这一问题.敦煌进入归义军时期以后,敦煌佛教教团废弃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了以都僧统为最高僧官的唐制,改革了教团管理机构.编造了教团管辖下的十六所大寺、三所禅窟的常住杂物(寺院财产)的名细册以及有别于一般民户籍的分别按寺院     

法藏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考释 ——兼论吐蕃在敦煌分配"籍田"(rkya zhing)的时间

P.t.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是一件重要的文书,反映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一起土地归属纠纷.通过对该文书的汉译和写成时间、涉及人物及其重要事件的考释,可以认为文书内容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处理民间纠纷的一般程序和基本办法,同时认为吐蕃曾在808年为敦煌部分农户分配"籍田"(rkya zhing)并征其赋役,以保证寺院或僧官系统的供给.     

论敦煌历文的语料价值

在中国唐宋时期有一类有关财务方面的文书——历,之后逐渐消失在书面记载中。所幸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类文献中保留着近五百件此类文书,主要是寺院、官府和民间有关财务方面的文书,我们称之为"历文"。这类文书主要是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的产物,在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语言学方面,敦煌历文口语色彩强烈,其间夹杂方俗语词,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应该引起语言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试论吐蕃占领敦煌后期的鼠年变革——敦煌“永寿寺文书”研究

吐蕃占领敦煌后进行过多次制度性的改变和调整:公元790年政治上废乡里、建部落制,经济上建突田、突课制是第一次变革;820年建沙州汉人二军部落体制,是第二次变革;而832年(鼠年)推行的第三次变革,则人所未知。本文通过敦煌永寿寺系列文书,钩沉出此年吐蕃统治当局曾下令民间契约一律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同时下令收回佛教信众供养给佛寺的所有农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给百姓为口分地,这是其统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变革。此次变革的社会效果有限,其产生的社会民族矛盾激化,导致了吐蕃在敦煌统治的覆灭。     

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以僧尼人口为中心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在全国有着重要地位,但事实究竟如何?本文通对当时敦煌僧尼人口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来探讨敦煌佛教在全国的真实地位,并分析造成人们对当时敦煌佛教在全国地位认识过高的原因。     

藏传佛教文学论略

藏传佛教文学史是西藏僧人在佛教实践活动中创造文学的历史。藏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佛教紧密联系。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几乎都涂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藏传佛教文学历史上,许多著作兼具历史、哲学和文学特征于一身,而且作者本人亦是僧人兼文学家、诗人、思想家,这种共生现象比比皆是。这是藏传佛教文学的显著特点。     

裕固族东迁以前藏传佛教传播情况考略

利用汉藏文资料及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资料,对明朝中叶裕固族东迁之前各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并对裕固族东迁的宗教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东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

终元一代,元朝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元朝蒙古上层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怀柔吐蕃和统治本国民众之目的,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自身对终极关怀的极其重视。从客观上讲,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西藏佛教领袖、西夏佛教、蒙藏文化的相似以及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影响。不论从主客观,还是从内外因讲,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都是多方面的、多因素的。     

藏传佛教对清代河湟洮岷地区汉人社会的影响

有清一代,河湟洮岷汉人多受藏传佛教影响,在民间社会,丧葬、祭祀活动中常有藏传佛教僧人的身影,藏传佛教也借助节庆、法会吸引汉族信众;汉族士人对藏传佛教或持批判态度,或示以宽容,他们的言论行止中亦可循迹藏传佛教对汉人社会的一些影响.     

清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

清朝借鉴并继承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立法调整的经验,对有关喇嘛封赏、私自出家建寺、寺庙及僧人数量、喇嘛游方等进行立法规制;以立法明确了藏传佛教宗教首领的政治权力;制定并完善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强化了统一国家主权、保持了藏区社会稳定、促进了藏区经济相对发展,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国家如何管理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和藏传佛教如何谋求自身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论唐代文士弥陀净土信仰之表现及意义

唐代文士中多有信仰弥陀净土者,其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个层面的表现。文士常与净土僧交游,并与之结社。崇信弥陀者以念佛为日课。唐代更有大量的弥陀造像、画像以及西方净土变的绘制。文士崇信弥陀净土的举动一方面是唐代佛教繁荣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对佛教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高僧传》关于死亡哲学及美学描述

圆寂作为高僧之实践行为和佛教的核心概念,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生死观互通相融又有其独到之处。作为僧传文学代表作的《高僧传》,不仅详尽描述了高僧圆寂之诸多情状：或预知生死、坦然接受;或突现异象、天降神物;或以身布施、宣扬佛理。这些描述从心理、形式、内容诸多方面美化和神圣化了死亡这一必然现象,也为死亡这一命题的多样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从佛教内道场看宋朝的政教关系

所谓佛教内道场,是指皇宫内举行佛教祈祷活动。宋朝虽以重文崇儒著称,但除个别时期（如宋徽宗崇道抑佛）外,对佛教大抵采取尊崇态度,皇宫内时常举行各种类型的道场。宋朝举行内道场的缘由主要有：祈雨、祈睛、祈丰收,统治者病危祈复康,统治者死丧祈超升,为统治者祝寿,为国祈福等。内道场没有固定举行地点,但有些宫殿较经常地成为举行道场之处,皇宫内有些设施则专门是为佛教而兴建的。呐道场的内容带有很强的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僧人也以能赴内道场为荣。这些情况反映了政教关系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封建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为维护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徒也逐渐认识到,为社会、为国家、为政治服务对于维持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前提。一些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宗教人士,他们由于以特殊的方式为社会、为国家、为政治服务,已有向职业化演变的趋向。     

《送高闲上人序》解题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出了一个困扰着僧俗两界的理论命题：佛教义理与艺术情感之间的对立关系能否得以消解。洪州宗圆通而巧妙地化解了这对矛盾,并由此发展出僧人和士大夫两条不同的艺术创作道路。细致区分两者的差别,既有利于深入认识僧人的艺术创作,也有利于理清他们在相互影响中各自不同的内在发展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