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佛教的扶植及其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崇信佛教并极力扶植佛教的发展,从该时期敦煌寺院、僧人数量的增加、寺院经济的繁盛、僧侣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兴盛的写经事业等方面都体现了敦煌佛教在吐蕃政权扶植下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的发展也实现了吐蕃政权企图利用佛教来维护其政治军事统治的目的。佛教的全面推行对吐蕃赞普权威的加强、敦煌地区民族矛盾的缓和、社会的稳定都表现了积极有利的一面,延缓了吐蕃政权在敦煌地区的统治。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P.3699<祈愿文>中的天下僧统触坚为公元824年以后的吐蕃佛教宗师;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都教授为当地最高僧官,下属有若干寺院教授,每个寺院教授具体负责管理敦煌僧团中某一方面的事务,该做法应来自吐蕃本部,为吐蕃僧官制度所特有;吐蕃统治敦煌中前期有一位翟姓沙州都教授,法号当为乘恩,原名翟涓.     

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

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樊锦诗，赵青兰公元八世纪八十年代至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此时的敦煌佛教并未因政权交替而稍减，佛教及佛教艺术且有了相当的发展，莫高窟的开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就是在前人对莫高窟唐前期洞窟的分期研究之后，...     

敦煌写本所见唐宋佛教寺院教育之童蒙读物

唐末五代宋初,居于西北一隅的敦煌佛教寺院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必要补充,甚至在吐蕃统治时期,官学教育中断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官学教育的任务。其中童蒙教育也成为寺院教育的一部分。整理敦煌文献中带有佛教寺院学郎题记的文献,不难发现当时寺院教育的童蒙教育内容及其教育理念。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本文以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为研究中心,对吐蕃时期敦煌的佛教信仰、密教与佛教内部派别之关系、密教与其他宗教信仰之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与分析,以期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宗教、信仰认识有所助益.     

从敦煌出土写本看敦煌佛教研究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为依据，指出敦煌藏经洞佛教文献对中古佛教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现状，以及敦煌佛教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启示，特别论述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佛教的独立发展及其意义。同时还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归义军时期(晚唐、五代宋)的敦煌(续)

(一)西域求法僧的往来和归义军间的关系存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乃至敦煌佛教教团的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就探讨这一问题.敦煌进入归义军时期以后,敦煌佛教教团废弃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了以都僧统为最高僧官的唐制,改革了教团管理机构.编造了教团管辖下的十六所大寺、三所禅窟的常住杂物(寺院财产)的名细册以及有别于一般民户籍的分别按寺院     

法藏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考释 ——兼论吐蕃在敦煌分配"籍田"(rkya zhing)的时间

P.t.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是一件重要的文书,反映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一起土地归属纠纷.通过对该文书的汉译和写成时间、涉及人物及其重要事件的考释,可以认为文书内容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处理民间纠纷的一般程序和基本办法,同时认为吐蕃曾在808年为敦煌部分农户分配"籍田"(rkya zhing)并征其赋役,以保证寺院或僧官系统的供给.     

论敦煌历文的语料价值

在中国唐宋时期有一类有关财务方面的文书——历,之后逐渐消失在书面记载中。所幸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类文献中保留着近五百件此类文书,主要是寺院、官府和民间有关财务方面的文书,我们称之为"历文"。这类文书主要是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的产物,在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语言学方面,敦煌历文口语色彩强烈,其间夹杂方俗语词,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应该引起语言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试论吐蕃占领敦煌后期的鼠年变革——敦煌“永寿寺文书”研究

吐蕃占领敦煌后进行过多次制度性的改变和调整:公元790年政治上废乡里、建部落制,经济上建突田、突课制是第一次变革;820年建沙州汉人二军部落体制,是第二次变革;而832年(鼠年)推行的第三次变革,则人所未知。本文通过敦煌永寿寺系列文书,钩沉出此年吐蕃统治当局曾下令民间契约一律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同时下令收回佛教信众供养给佛寺的所有农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给百姓为口分地,这是其统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变革。此次变革的社会效果有限,其产生的社会民族矛盾激化,导致了吐蕃在敦煌统治的覆灭。     

赵晓星著《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出版北大核心CSSCI

赵晓星著《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一书,2017年3月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24章,62万字。上篇《综合研究》,整理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与敦煌密教有关的大量文献与图像资料,对汉藏文献和图像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比对,讨论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特点与发展阶段,总结了中唐密教在整个敦煌密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与归义军瓜州刺史康秀华考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是敦煌粟特人中势力很强的胡人,他们是唐敦煌从化乡的主体,从石城镇迁徙而来,成为敦煌的豪族,从事商业手工业经营,同时还在吐蕃及归义军政权中担任各种官职,亦官亦商是他们从政的基本特点,敦煌文书中留下了他们很多丰富的记载。康秀华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吐蕃统治时期出任吐蕃部落使,并经营胡粉等高级奢侈品生意,归义军时期出任归义军使衙判官,最后升迁为瓜州刺史。     

墀德祖赞提倡佛教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原因(上)

墀德祖赞时期是吐蕃王室主动和有意识提倡佛教的一个开端,佛教真正对吐番社会发生影响也始于这—时期.墀德祖赞时代正处于吐番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与转折的时期.噶尔家族专权对吐蕃王室的冲击与震荡,王室与大臣的紧张关系,以及吐番对外扩张大获成功而导致其社会的极端世俗化发展等,导致墀德祖赞为了寻求社会安定、维护统治权力的需要而提倡佛教.     

敦煌莫高窟第159窟文殊、普贤赴会图——莫高窟第159窟初探之一

莫高窟第159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艺术中分期为中唐)的代表窟。根据文殊菩萨赴会图下屏风画内所绘五台山图,可知此窟修建于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以后不久。此时正是吐蕃在政治、经济上相对稳定阶段,也是吐蕃时期敦煌艺术的成熟期。     

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

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郑炳林唐前期沙州敦煌县有１３乡，其中专门设置了以安城祆为中心的从化乡来安置粟特人。①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从化乡的建置被取消。据池田温先生研究，其百姓多逃亡粟特及回鹘地区，留居敦煌者则依附寺院成为寺户。②陆庆夫教授则对遗留敦煌...     

张议潮出行图

初中历史教材第二册所选的节度使出行图,是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出行图》的一部分。 敦煌第156窟建成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也就是张议潮控制敦煌的时期。敦煌在唐代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前期(618—781年)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随着吐蕃势力的强大与扩张,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强占了敦煌。吐蕃贵族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当地人民多次强烈的反抗。张议潮趁此时机于宣宗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军民驱逐了吐蕃统治者。唐中央政府于大中五年遣使至河西,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敦煌自此进入归义军,也即张议潮家族统治时期(848—907年)。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法华信仰

吐蕃统治时期(781—848),法华信仰在敦煌仍旧流行。除了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吐蕃时期的《法华经》写卷外,敦煌石窟还保存了这一时期的六铺法华经变,莫高窟第361窟还出现了莲花塔式的多宝塔。这些都说明,中唐时期敦煌的法华信仰非常流行。此时的法华信仰,除了延续盛唐时期的功能之外,还增添了密教色彩,展现出法华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唐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法华资料的梳理,总结出法华信仰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特点。     

关于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 的几个问题

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应该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当地官府支出粮食等物品的账目记录清单,文书中记载的职官押衙(am va gav)、长史(jang shi,亦可译为长使)、人名ya ya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文书中已出现,并非只是在归义军时期才出现的职官,不能据此将该文书定为归义军时期文书。     

木里的寺院教育

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高原,地处川、藏、滇交界处。这里自古就是“西番”地区,也是多种民族南下北上的交通走廊。唐代,吐蕃统治这一地区达三十年之久,藏族宗教文化开始向该地区渗透,到元明清时,这一带的“西番”最终成为藏族的一个支系。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使该地区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多种民族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藏族宗教文化也成为该地区主体文化。随着黄教在该地区的发展,各种类型的政教合一政权相继形成,从而改变了该地区的地方统治格局。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宗教文化背景下,寺院教育蓬勃兴起,并且在许多地方成为唯一的教育。木里的寺院教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在该地区很有代表性。本文仅     

西藏发现的《喇蚌经》为敦煌写经

西藏山南隆子县卓卡寺保存的吐蕃时期专供赞普御用的<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部分抄经生与校经师的姓名也相吻合,又据相关的背景资料,可知这批经页为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抄写并运送至吐蕃本土供奉于赞普的.<喇蚌经>是西藏地区保存下来的写经,它反映了敦煌在吐蕃历史特别是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