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若干问题研究

《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固化成为国家法律制度,其以法律的形式将原属于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与机构转移至监察委员会,并对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相关职能与程序的衔接与协调做出了具体规定。《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内容,主要体现在监察调查程序与司法侦查程序、审查起诉程序的承接与过渡。因此,明晰监察委员会管辖权范围,细化监察调查证据移转的程序与要求,处理好监察调查程序中强制措施的衔接,进一步明确其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对于监察法的具体实施以及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监察法》执法检查的实施机制

《监察法》执法检查作为人大监督体系中的新的监督方式,其"法律巡视"作用还未得到全面显现。监察机关既是《监察法》执法检查的监督对象,同时又对本级人大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需要合理解决监督交叉问题。《监察法》执法检查的内容包括三个层面,即从实然性效力、应然性效力与道德性效力检查《监察法》的全面实施;从改革目标任务落实、监察权法治化运行、监察机关工作机制完善等方面检查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落实;适用合法性标准、合理性标准与效率性标准监督监察机关及监察人员的依法履职。各级党委对本级人大组织开展《监察法》执法检查负有政治领导与工作支持责任。上一级监察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研究处理《监察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     

职务犯罪“调诉衔接”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检察机关的反贪污、反渎职等职能转隶至监察委员会,相应地产生了针对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程序。作为一项全新的犯罪调查程序,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即"调诉衔接"需要认真考量。实现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顺畅衔接,既是实体规则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误用的需要。《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职务犯罪的"调诉衔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二是重新配置了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三是删除了《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与《监察法》不匹配之处。具体来说,"调诉衔接"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立案与移送的衔接;第二,案件管辖的衔接;第三,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第四,证据适用的衔接。     

公立高校监察对象界定及监察权限、程序行使的思考——基于《监察法》中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

《监察法》明确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使得公立高校纪检监察机关梳理出不同岗位人员公权力行使的适用范围，但监察现状仍存在监察对象识别标准模糊、特殊主体难认定、规范不一致、定义存在分歧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公立高校纪检监察机关有必要在厘清“公权力”识别要素的基础上，明确监察对象具体界定标准，特别是从岗位职责角度分析，非管理岗位人员在履行管理职责的特殊时间段，也应纳入监察对象范围。在此基础上，对公立高校监察权限和监察程序也做了较深入的思考。     

监察赔偿的路径选择及制度展开

监察赔偿既是促使监察权依法行使的监督手段,亦为申请人发动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救济途径.构建监察赔偿制度,不仅具备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的价值意涵,而且是依循《宪法》规范实现《监察法》与《国家赔偿法》流畅衔接的现实需要.监察委员会就其性质而言是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国家...     

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影响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部包含刑法规范在内的兼具国际法特征的国际刑法规范,是国际刑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这部公约在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上,体现了犯罪构成要件设计严密、完整、科学、合理的特点。中国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方面尚存在种种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刑法立法方面,需要明确"严而不厉"的立法指导思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三个《刑法修正案》,在相关职务犯罪的规定上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适应了职务犯罪惩治国际化的趋势。     

《中国监察制度史》绪论

一、监察的监察制度的涵义 1.古代监察的涵义是,监就是自上而下监视,《诗经·大雅》:“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察是考核调查之意,《论语·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监察就是自上而下对群臣百官进行监视、调查、考核,以防其言行不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六国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秦帝国,并建立宠大的官僚机构。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僚的监察和管理,设立了中央监察地方官吏的御史大夫,其官署为御史大寺,也称御史府。这样,专门负责纠察群臣百官的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寺,即御史府也就应运而生了,于是监察二字合在一起使用。古代的监察官吏,是君主的耳目,代表皇帝自上而下监察群臣百官,与监察二字的涵义基本相符。     

论公办高校监察对象的准确界定——基于对《监察法》中公权力概念的辨析

《监察法》确立了我国监察范围全覆盖的立法目的,并将是否行使公权力作为准确界定监察对象的依据.通过对公权力这一概念的辨析,梳理出公办高校内行使公权力的各种情形,认为学术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可能包含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和个人学术影响力三部分.基于对公办高校内行使公权力情形的归类,归纳界定出公办高校内部存在的四大类监察对象.     

论《立法法》规定监察法规制定权

在《立法法》中规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首先要明确监察法规在何种程度上进入到《立法法》的调整范围,这表现为相关规定的详略选择。参照现行《立法法》对现有立法活动规范程度的差异安排,并结合监察法规的属性和监察立法活动的现实,《立法法》宜增设“监察法规”一章就监察法规制定权作出专门规定。在内部视角上,《立法法》明确监察法规的制定权限,包括执行性立法和创制性立法两类,同时以监察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为指引,合理设计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程序;在外部视角上,考虑到监察法规是我国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立法法》还需妥善处理监察法规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表现为对监察法规效力位阶的合理设定,因应监察法规的特征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以及规定国务院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联合制定行政法规。     

监察立案的反思与完善——基于“折中二元化立案模式”

为凝聚反腐败合力和提升反腐效率,监察机关可同时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启立案程序,即监察立案“一体化”模式。但仍存在监检衔接不畅、被调查人权利缺乏保障、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存在衔接困境。因此学界提出“二元化”立案模式,在监察立案程序之外另设刑事立案机构,通过程序分离的方式保障人权和促进监检衔接。但此模式也存在非适配性和降低反腐效率的问题。为在“一体化”立案模式固有优势下,进一步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和促进监检衔接,监察立案应采取“折中二元化立案模式”,采取形式立案模式,构建梯度性的监察强制措施和出台监察程序法,以促进监察立案制度的不断优化。     

刑法修改:从多变性转向稳定性

我国刑法12年间修正了8次,以为刑罚能解决一切犯罪问题。和谐社会决定刑法修改的方向,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刑法修改的品质,立法技术决定刑法修改的科学性,民众的法律信仰和司法运行拷问刑法修改的效果。目前刑法修改模式仍为经验主义,刑法修改应逐步从多变性转向稳定性。     

《禁毒法》的法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衔接

《禁毒法》立法有适度超前性。以《禁毒法》部分刑事法律责任条款为研究视角,从犯罪构成体系、犯罪特征及相关条款的历史渊源进行分析,探讨《禁毒法》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法律责任衔接问题,以期更好地完善惩治毒品违法犯罪的法律体系,指导涉毒执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充分发挥《禁毒法》作为打击涉毒违法犯罪行为的基本法的作用。     

职务侵占罪主体研究

职务侵占罪主体是贪污罪主体以外的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财物的人,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有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从事公务、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时,应当分别定罪,数罪并罚。公司控制人以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准确定性量刑。     

农民工权益的刑法保护与完善

我国刑法通过多次修正,规定了重大安全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迫职工劳动罪等罪名,构筑了农民工权益的刑法保护体系。但刑法在罪名设计上存在犯罪主体缺失,自由刑偏低、刑种单一,过失危险犯未能入罪等问题,又制约了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所以有必要在刑事路径建构中予以完善。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法定刑的分析与重构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刑法》第七次修正案新增的罪名之一,由于相关立法尚不完善,其法定刑幅度问题也一直被学者重点讨论。该罪作为《刑法》第180条第4款规定的犯罪,在法定刑援引上理应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相同,即具有两档法定刑。文章通过对相关刑事判决数据的分析,建议对该罪的入罪标准重新进行数额构建,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适当提高该罪的数额认定标准。     

行政不作为之刑事法律后果研究

行政行为是国家机关赋予行政工作人员履行特定职责的行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工作人员必须依据特定的职责实施管理和服务行为,如果行政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当为能为而不为”,即构成行政不作为。当这种不作为行为对法益造成严重侵犯,通过其他部门法不足以有效规制的时候,运用刑法也不啻为一项规制惩罚该行为的有效手段。现行刑法,行政不作为主要涉及渎职犯罪一章,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可谓是本章中最重要的两个罪名。结合法理与案例,探讨行政不作为与这两个罪名的关联、行政不作为与不作为犯罪的关联,以期探寻行政不作为的刑事法律后果。     

论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在信息和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与否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有必要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因此,我国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两个罪名的增设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高规格时代。但是,相关条文的理解存在分歧,需进一步解释;刑法保护的行为方式不够全面,需要予以完善。     

论携带凶器抢夺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此规定混淆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实质界限,不利于司法实践,有必要进行立法完善。     

新闻侵害名誉权与正当舆论监督冲突的对策分析

世界各国对于名誉权与舆论监督的冲突,通常采用利益衡量理论处理权利平衡问题。我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应该以利益平衡机制为指导,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实现个案的权利平衡。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正确规范名誉权和舆论监督权,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侵害名誉权与正当舆论监督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