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

<正>教育类公益组织,即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非官方、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西方,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发展已相当成熟。教育类公益组织能够提供信息服务,能够及时收集、整理以及形成有价值的评估意见。在协调政府、社会和市场等的关系方面,教育类公益组织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方面,教育类公益组织常常     

杜占元:以教育管理信息化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

“管理”与“治理”,一字之别蕴含着深刻的观念创新。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对我国的教育系统提出了诸多全新要求:一是参与力量将更加多元。要办好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单靠政府一家是远远不够的,广泛吸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建设是达成“教育治理”各项目标的关键。二是主体权责将更加明晰。在“教育治理”这样一个多元体系中,要更加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主体在其中的功能地位、权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引起社会关注。“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信息化、触发数字资源对社区教育的深度赋能效应、促进新型职业农民角色的转换。“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例如：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经费供给滞后,数字化服务能力有待增强;数字化培训体系不健全,专业教师紧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不足,数字素养与技能亟待提升。“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需利用大数据高效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助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构建大数据参与社区教育的多元保障机制,打造社区教育品牌;丰富社区数字化教育内容与形式,保障居民数字化需求。     

多元共治视域下农民合作社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机理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乡村治理正处于"解构—重建"的多重挑战与结构性矛盾之中,客观上要求政府与社会构建"多元共治"新范式。文章基于组织行为学、建构主义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视角,探析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发现新时代乡村治理正经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民主政治——由认识关联走向利益趋同;经济发展——由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文化认同——乡土文化日渐解体,"乡风文明"正在重塑;治理格局——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差序化共存。农民合作社与乡村自身不仅在治理特征、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上具有高度契合性,而且农村合作社在盘活生产要素——推动农业产业化、盘活参与动力——重建乡村治理权威、盘活治理资源——重构多元共治模式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为乡村治理增添了新的活力。针对"多元共治"模式的现实约束,通过以人为本——夯实治理基础,主体建设——提高治理能力,赋权组织——寻求法律制度支撑,外部资源——拓展发展空间等策略,建构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形成有效的"多元共治"格局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行为模式研究

介绍了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活动的内涵与现实状况,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基本行为模式是委托模式、竞争模式和主动模式。面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实境况,指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路径是：以创新驱动为动力,完善自身内部治理机构;以深化综合改革为核心,加强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以管办评分离为目标,明晰社会组织与政府、培养单位之间的关系;以依法治国为根本,加快法律法规的建设进度。     

“四新”路向: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和谐之道

新时代乡村治理要转型升级,凸出乡村建设的质量水平,走全面和谐发展之路。乡村治理要以人为本,夯实乡村多元化教育服务供给,注重社会成员身心健康,通过文体卫活动的组织引导来树立文明和谐的“新乡人”;乡村治理要凝心聚力,充分激发全体乡村社会成员的智识,通过设立规范化管理队伍,培育同心同德创业致富的“新乡情”;乡村治理要立足当下,实现乡村传统文化转化与创新,形成乡村社会成员良好的文化认同,培育理性化民间组织来孕育与时俱进的“新乡风”;乡村治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资源特色优势,开发协同化产业品牌,生成活力有效益的“新乡计”。     

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正当性、限度及可行进路

教育评价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可以有效解决政府参与高职教育治理的缺位、越位、错位，破解高职院校自主发展和内部评价机制不健全、社会监督不充分等问题，进而构建管理、办学、评价一体化教育治理体系。委托代理关系源于“专业化”的存在，代理人基于相对优势代表委托人行动，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事实上是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结果。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面临文化认同缺失、利益分配不均、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需强化评价文化建设，为社会认同营造文化环境；促进评价制度多元化改革，打破制度路径依赖；开展互信沟通机制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理解误差；着力社会组织机构和能力建设，提高社会组织评价的实际效能。     

论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决定,乡村治理具体到社区层面,自然离不开社区教育。社区教育的参与主体是全体成员、价值追求与乡村治理相契合、有独特的教育资源,可见社区教育与乡村治理有着内在契合性。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三大困境:主体缺位、组织弱化、文化缺失,社区教育能够通过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推进组织健康发展以及挖掘乡村治理文化的教育价值等途径充分发挥其治理功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对教育治理的有效建构。当代中国教育治理的建构,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与社会领域建设。基于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国家”和“社会”两种分析进路,前者认为教育治理主要依赖国家建构,并且要凸显国家主体地位;后者主张教育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它们都尝试建构了不同的概念框架及其行动路径,但对“教育”本身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首要的是突出“教育”的立场,并把“教育”作为“治理”的共同利益、行动标准和联结方式。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区教育融入城镇社区治理的“必然”事实和“应然”价值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格局。社区教育是城镇社区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力助推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然层面的价值引领,更是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教育主动作为的实然依据和必然趋势。一方面,社区教育从组织、群体、个体、社会层面主动融入社区治理,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事务管理与共治,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各类社区教育活动融入社区治理,拓展和丰富社区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创新社区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生态,进而使社区教育更加契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社区教育的价值。     

社会公益参与教育供给的发展空间

为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国民教育需求,建立多元教育供给机制已不是“是否要”的判断,而是“如何做”的问题。建立多元教育供给机制,体现多方利益诉求,不仅有利于缓解教育经费短缺,扩大教育供给总量并提高教育质量;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调和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主体的冲突和矛盾,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旨归。本文旨在讨论多元教育供给视角下,社会公益参与教育供给的相关议题,在承认政府主体保障作用和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发挥社会公益的参与作用。文中所指社会公益参与教育供给是指公民个人、法人通过第三部门或直接向教育事业提供的各类公益捐赠和援助。     

地方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运行机制及发展路径选择--以江苏地方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为例

地方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以行政管理型为主,主体地位不明确,运行效率不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筹资方式单一,缺少品牌效应。其运行机制表现为组织行为不规范,内部治理不完善和社会公信力不强。地方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需要加强信息披露,坚持公益化发展,提高社会公信力,增强筹资吸引力;加强内部治理,减少随意性因素,规范组织行为,摒弃粗放式管理,注重公益品牌建设,打造专业化基金会;协同校友工作,拓展基金会劝募路径。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困境及化解对策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推动乡村内外资源整合、促进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推进乡村社会多元治理制度生成和引导乡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加速,新乡贤及在其基础上诞生的新乡贤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化解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人才短缺、合法性存疑、与政府组织合作不畅及受传统认知制约影响治理效果等困境,成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题中之义。因此,需通过政策引领、身份支撑、平台构建及转变认知等路径,化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     

美国公益教育的理论基础、路径选择与经验启示

公益教育是以公共利益为主题的教育,它促进社会公益行为和公益精神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公益教育相对滞后,公益行为和公益精神较为稀缺,较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甚大。通过对美国公益教育理论基础和教育路径的分析论述,提出改善中国公益教育的思考与启示:培育公益精神、重视学校教育、开展公益实践、引导多元主体参与。     

以“融合”促“善治”:乡村治理视域中农村教育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教育是国家治理理念与目标的重要传导途径,发展农村教育是实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面向乡村“善治”目标,新时代农村教育发展应面向乡村社会致力于优化人心、生产秩序和生成能力。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悬浮”状态,如机构上移、“农教互离”以及教师角色变化,严重限制了其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教育应选择“教治”融合、“校地”融合、“教产”融合与“四教”融合的路径,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生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教育督导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的使命担当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教育需要构建一个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机构,治理方式由传统的内部垂直式管理向现代的开放横向式治理转变。推进的重点是引入社会参与治理的机制,激发社会参与治理的热情,提升教育治理的有效性。教育督导在教育决策、执行、监督闭环中具有既相对分离又协调运转的地位优势,应该发挥其在行政监督和社会公众参与教育治理中的枢纽作用,体现科学性和权威性,为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承担应有的使命。     

"半耕时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湖南大金村为例

近20年来,中国农村社区已经从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乡村社区的转型导致乡村教育也面临一些新的困惑：学校管理以县为主还是以乡村为主？中小学布局调整是“就近入学”还是“集中办学”？学校对社区是开放教育资源还是实行封闭式管理？乡村学校如何开展素质教育？面对这些困惑,笔者建议：一要根据乡村社区发展的需要重新界定乡村教育的性质与功能;二要重现审视教育管理体制,避免乡村学校管理中出现的权力真空;三是在多元文化理论背景中重新构建农村教育的课程模式。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与重塑——多元协同治理的视角

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是导致地方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职能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模式不成熟又是导致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的主要原因.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需要变革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单向管控模式,不断明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多元治理主体;不断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公民治理机制;不断加强公民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合作互动,探索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的多元协同治理之道.     

关于改进我国乡村老年教育的思考

提高乡村老年教育成效是当下乡村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而时下乡村老年教育却仍面临着教育途径"苍白"、形式单调、内容简单粗俗、缺失固定活动场所、缺乏组织领导、成效低下等困境与挑战。我们需要在充分关注乡村老年主体特性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和组织及引导,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育资源,充实教育内容,多样化教育形式,并逐步加强现代媒介与乡村老年教育的融合,推动乡村老年教育的实施与改进,促使乡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进而达至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     

乡村文化治理视域下农村成人教育优化发展刍议

以耕读文化、宗祠文化、民俗文化等为主要内涵的乡村文化之所以得到较好的接续,受益于其日渐形成的自治理体系,它所聚合的自主自治、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文化间相互共生及治理理念上的坚守与调适等属性要素;其对破解同样区域内的农村成人教育发展中出现的责任主体担当意识缺失、封闭式办学体制导致的办学资源缺乏、教育供给单一造成的教育需求市场缺略等困顿局面具有启发意义。本文认为建构基于坚守性与调适性结合的农村成人教育发展观、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成人教育治理体系、创设能推进乡村振兴的农村成人教育课程体系等是适应新时代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