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成因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在继承前人的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柳宗元不全用诗歌而是要用散文这种体裁来写山水游记的几点原因。     

谈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成因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在继承前人的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柳宗元不全用诗歌而是要用散文这种体裁来写山水游记的几点原因。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喀斯特地形最早的记录

唐代古文运动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脍炙人口的瑰丽佳作。特别是他的:《永州八记》,一向被誉为我国古代游记文章的典范。古今文学评论家和注释家对柳氏的山水游记评论甚多,但都是在创作成就,文学地位上进行分析探讨,至于柳氏山水游记所反映的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形的形态特征及其在地理学史上的价值,则很少有文字涉及。因此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历史价值,还没有彻底地揭示出来,它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更没有人系统地论述。     

论林纾评点韩柳文

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是一部专以韩柳文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打破了自唐以来韩柳文批评多限于书话、文选、评点的散乱局面。“韩柳并举”和“韩柳相较”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理念与线索,韩柳选文各有侧重,韩文取道胜,柳文取文胜。此书分类论文,梳理韩柳文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归纳其创作手法,彰显其艺术特色,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高度赞赏表现了对近代文学风尚的追随。林纾的韩柳文研究应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文章之儒的柳宗元

宋人对于韩柳的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北宋前期,宗韩甚于宗柳,北宋中后期,重新发掘柳的价值,至于两宋之际始提出韩柳并重,南宋孝宗以后尊韩、崇柳,因不同的学术立场,各有所尚。这一变化,与其说反映了宋人对柳宗元接受的不同态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宋学术史前后相沿的一个命题：文章之儒与道学之儒此消彼长中的多元学术世界。 尽管“韩柳”并称,晚唐杜牧已然,宋初柳开以“肩愈”、“绍先”自任,王禹偁《赠朱严》一诗“韩柳文章李杜诗”句亦并称韩柳,实际上这些文士对于柳宗元的重视往往具有特殊的家世、政治背景。在性理之学为特征的新儒学兴起之前,韩愈作为道统的提出者和托命人,无疑具有更高的地位。古文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以文学手段的思想突进运动,其关注的根本点在于价值的重建。不论是思想的纯净程度上,还是政治实践的实际效果上,韩愈对儒学复兴的贡献,似乎都远高于柳宗元。这一点在韩柳的接受史上,无论如何都很难被忽略,同样以古文接续道统、复兴儒学、排斥异端的北宋前期文章之儒,自然对韩愈心有戚戚焉。仅以《新唐书＆#183;韩愈传》、《柳宗元传》为例,即可见一斑。虽然《新唐书＆#183;柳宗元传》的篇幅数倍于《旧唐书》,但主要是新增了4篇选文,真正的传记文字与旧书并无明显变化。而《新唐书＆#183;韩愈传》不仅增加了选文和事迹,还大量新增了传文及史臣“赞曰”的史家议论文字,凸显了韩愈对于“圣道不断如带”的巨大贡献和深探儒家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成就。时人对韩柳的价值认定之高下,已判然两分。     

心凝形释 物我同化——浅议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唐代散文家柳宗元，素有游记鼻祖之称。他的山水游记，特别是他在谪居永州十年中写下的山水游记，尤为后人所称道。这些作品。既是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写照。它们生动地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自然美与“天人合一”哲学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略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独特地位

本文主要论述了柳宗元山水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论文由三部分组成:一对柳宗元之前山水游记发展概况作简要回顾,并分析其不发达的原因,突出柳文具有开创意义的地位。二、论述柳宗元山水记的主要特色,并通过比较,突出其超越前人的杰出成就。三、总结分析柳文取得独特地位的主客观因素,突出其进步的古文理论对确立山水记特有的艺术形式的指导意义。本文宗旨是:企图从文学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并密切联系柳氏山水记创作本身及其古文理论,确立其承前启后,独创一体的特殊地位。     

山水游记—把自然拉入社会

读了一些古代山水小品,我把它们分为三类:一是把山水拉入社会的“山水游记”,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等;二是把人文注入山水的“山水碑记”,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三是为山水立传的“山水志”,如地方志中的“山水”款。这三类文章中,山水志属于说明、介绍性文字,写得比较客观,主体因素不太明显;而在山水游记中,游者的游踪既是     

云蒸霞蔚话衬笔——《始得西山宴游记》的衬笔艺术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唐宋八大家散文中的文学瑰宝。它继承了《水经注》对山水描摹的传统．在此基础上融情于景，借景抒情．不仅用凝练的文笔、精华的语言描绘南国美好风物，而且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幸遭遇、怨愤抑郁的心情融注其闻，文笔或峭拔或奇丽．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永州八记”之中，而尤以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衬笔艺术为人所称道。     

玲珑百态 寄寓良深——浅论柳宗元八篇山水游记的艺术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的山水游记,历来以名闻遐迩的“永州八记”为代表.这些文章不但继承了魏晋山水田园诗派的优良传统,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柳宗元的政论散文、人物传记和讽刺小品写得“雄深雅健”(韩愈语)的话,那么,他的山水游记就以秀丽幽深和清冷峭拔的风格,独树一帜,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文学画廊.一千多年来,吸引着无数的读者,给人以美感薰陶和深刻的启迪.     

论林纾的韩柳文批评——以林纾三部理论著作为中心

作为近代译界泰斗及古文大家的林纾,其古文理论之价值亦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他嗜爱韩柳文,一生沉潜玩味并多有理论阐发,其论韩柳文的涉及面之广、条目之多、论析之精,罕有学者匹及,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韩柳文研究法》一书更是较早罕见独以韩柳文作为整体以研究的论著,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可谓道夫先路。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论柳宗元山水诗的复与变--兼及佛教对其审美理念的影响

呈现于谢灵运诗篇中的两种倾向——表现览胜趣和抒写寂寞心，前为韩愈所承接，柳宗元的作品则呈现出与谢氏相近的寂寞风容。从韩柳对谢灵运继承和发展的同源异质的风貌来看，柳氏独特的创作个性彰显无疑。在风光景物的地域化色彩、执郁结的情感体验及佛理与山水的融合方面，柳宗元皆独树一帜。     

以共鸣理论看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

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处于低谷的时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的诗句。共鸣理论认为,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审美契合度越高时,共鸣效应越大,文学接受越易发生。由于杜牧在自身气质、政治热情、文学创作及情感经历上与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对柳宗元诗文的共鸣要多于他人。这是杜牧欣赏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古文运动影响下的柳宗元辞赋创作

唐代古文运动作为一场文学革新运动,指导并影响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作为与韩愈并驾齐驱的古文运动的领袖,柳宗元的散文创作成就突出,开创了古文运动的新局面。柳宗元辞赋创作也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有了新的面目：首先是辞赋创作纳入＂文以明道＂的理论关照;其次是辞赋文体的革新。     

界标:韩、柳古文成就的文学史意义

在唐代文章由骈趋散的过程中，韩愈、柳宗元并肩取得的古文成就具有重大的界标意义。一方面，在他们之前文坛内外推进文风与文体改革的各种努力有了归宿；另一方面，韩、柳成功确立的古文范型，决定了后世古典文章学的新格局。     

从柳宗元诗文管窥唐代士大夫的旅游活动

唐代士大夫旅游之风盛行,诗文里也多涉及旅游,其中以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最为著名。文章以柳宗元的诗文作为主要研究资料,通过对唐代士大夫实际旅游景点的选择、旅游的食宿、旅游的交通工具、游伴与娱乐等方面的考察,展现出旅游活动的实态,进而说明旅游在唐人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论柳宗元女性墓志文对儒家妇德文化的超越

在唐朝,韩愈、柳宗元都是人们公认的善于撰写墓志的人,而柳宗元似乎更是注重给女性撰写墓志。在这些墓志文中,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妇德文化,而且还有所超越：柳宗元一反儒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进而提倡和赞美那些聪慧有才的女子。这表现了柳宗元进步的妇女观。     

朱右《唐宋六家文衡》与曾巩散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朱右不是因文学创作成就闻名于世的,而是因其文学选本《唐宋六家文衡》而为世人所知。《唐宋六家文衡》接续了南宋以来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首次仅集中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八家"之文,并大幅度提高曾巩散文的入选比例,对曾巩散文的最终经典化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独特的安排是朱子理学的不断强化,科举考试机制的长期存在,浙东地区学术文化的理学氛围,朱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交往群体的儒学观念以及朱右自身"尊经重道"的文学思想等多重因素联合作用下的产物。     

韩愈模仿《辋川集》刍论

韩愈模仿王维《辋川集》而作《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其题材、作法与结构乃至风格均多雷同。韩愈仿照王维进行创作,是其生存与交往的需要,是其顺应清逸幽远时风的自觉选择。这与其避乱江南的经历有关,也是他争强斗胜的性格使然。王维“境随心转”,而韩愈则“心随物动”。因此,韩愈虽然也以空灵澄澈的清远品格为圭臬,甚至还获得了自静自净的人性自现,但他受干扰于现实处境,毕竟不能像王维那样生成“寄畅山水”的审美状态,而多呈“寄傲林丘”的生命状态,其二十一咏以搏牛之力,在方寸之地经营,清绮而不失奇险,淡泊而时现焦躁,偏于理性,情多于韵,形成了貌似而质异的全然不同于《辋川集》的自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