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案看《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责任竞合问题——兼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责任竞合中的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等行为都作了规定,且条文上对行为的表述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但处罚标准存在着差异,属于责任竞合问题.应当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选择罪与非罪.     

构建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法学思考

公安机关能够根据亲自感知的案件事实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因此,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应当与诉讼程序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证明标准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不利于公安机关统一执法。本文借鉴诉讼法学证明标准理论,分析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证明标准规定的不足,提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类型规定证明标准的设想。     

浅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亮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有五大亮点:立法宗旨发生重大变化;立法内容有重大突破;财产罚独挡一面;与其他法律衔接紧密;详细规定程序,使监督落实到位.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范围、力度有所加强,处罚程序更加规范,在规范公民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有深刻影响,使公安执法机关的许多治安管理行为更加有"法"可依.     

刑罚轻缓化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关系

刑罚轻缓化是指国家适用于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等整个刑罚运作过程的,旨在从整体上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并倡导尽可能以较轻的刑罚来惩罚和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西方的刑罚轻缓化运动大致经历了大幅度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对刑罚过度轻缓化的适当纠正以及"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形成三个阶段。我国的刑罚轻缓化改革应当重点理顺以下几类关系:刑罚轻缓化程度与当前具体国情的相互适应关系;刑罚轻缓程度与我国刑法调整范围的协调统一关系;刑罚轻缓化与刑罚结构合理性的互动共存关系;刑罚轻缓化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并行不悖关系。     

治安管理处罚从条例到法

《治安管理处罚务例》存在着调整范围过窄、处罚幅度过小、处罚种类过少、处罚程序过于简单等问题,《治安管理处罚处罚法》针对上述问题,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增强与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了许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和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规范了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对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具有显著进步,而且在内在理念上有明显革新.     

《治安管理处罚法》——尊重人权规范程序

治安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法规之一,是直接关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200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始正式实施.本文试从该法的修订背景、该法的新意、该法的详解三个方面来了解这部法律给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带来的新变化.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视域下刑事政策的定位与选择

作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应当宽严相济,轻重适当,既要从重、重点打击严重犯罪,又要对轻微犯罪行为人适用更轻的刑法和非刑罚措施,制定“以保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为目标,以合理地纽织对犯罪的反应为基本内容”的人道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在人权保障和社会稳定的功能。     

论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尤为迫切和重要。刑法裁量上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刑、缓刑的扩大适用和死刑的减少适用,刑罚执行上的减刑、假释的扩大适用和社区矫正的大力推进,刑事程序上的无羁押诉讼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推行,都体现了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以教育改造罪犯,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有助于促进和平司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刑罚轻缓化理论探析——兼论我国盗窃罪刑罚结构

虽然目前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从现行刑法典的刑罚体系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上还是一部偏重的刑法。在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大潮下,我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国情,摈弃重刑化思想,这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死刑的严格限制适用政策以及罚金的适用与刑罚轻缓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科学化。在刑罚轻缓化语境下修正盗窃罪刑罚之不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也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非刑罚处罚方法之功能探析与体系完善

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可界分为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和行政机关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功能缺陷,为弥补功能缺陷,应完善其体系,增加普通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教育矫正是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应有的功能,现有的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稀少,难以有效发挥教育矫正功能,应当增加其种类;特殊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对象、适用原则上均有不足,需要完善。行政机关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有悖法理,应将行政机关适用的部分非刑罚处罚方法植移入人民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之中。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由于多方原因,实践中它并没有被正确贯彻,相反经常发生违反该原则的案件。应当着眼于实践,对该原则修改。     

死刑的立法控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是我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缩减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我国的刑罚结构进行大幅调整.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罪名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建议对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指出我国的刑罚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刑罚适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重大意义。笔者仅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适用关系的理论分析以及在《刑法》条文中的具体体现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论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在刑事司法中强化人权保障,可以切实贯彻刑法立法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精神,促进刑法立法不断完善其保障人权的举措。为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贯彻人权保障原则,在宏观上应当树立人权保障理念,遵循和谐统一司法、公正严肃司法的原则,协调好“严打”政策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借鉴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在具体刑事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司法解释,慎重适用死刑,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合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运用量刑情节;在刑罚执行中应当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矫正,文明地执行死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

我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均不乏宽严相济的思想和规定,刑事政策变迁及适用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轨迹最终将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规定的修改。具体地,在刑法上应将宽严相济写入刑法总则、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在刑事诉讼法上应规定沉默权、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等;在未成年犯罪刑罚立法上应对未成年犯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种的适用,建立未成年犯缓刑制度,取消未成年犯罪记录等。     

我国刑法罪责的英译原则及其应用

鉴于成文法文本注重信息功能,其译文语言形式应当尽可能遵从目的语习惯表达方式.故本文借鉴<美国模范刑法典>及<美国法典>第18卷中的平行文本,研究我国刑法罪责的英译,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97修订)>第三章有关刑罚的规定.     

刑事责任的理论突破——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二元图景之构建

将刑事和解引入刑事实体法并不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从刑事和解的理论入手,实现刑事和解与刑事责任的对接,对于推动刑事责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犯罪固然是侵害法益的行为,然而有的犯罪直接侵害的是公民的法益,而有的犯罪直接侵害的是国家的法益。对于直接侵害公民法益的犯罪,不分案件的大小,适用刑事和解的责任方式,对于直接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直接适用刑罚的责任方式。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价值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从宏观和微观方面有几大亮点,宏观方面主要表现在:与其它相关法律衔接更加紧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定更具理性化。微观方面主要表现在: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对人民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公民对治安管理处罚可以直接起诉;对处罚程序作了细致规定。我们应在实践中努力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     

外国人在民族国家境内犯罪的刑法应对——以中国刑法为例

全球化时代外国人在民族国家境内犯罪主要采取主权治理模式。国家刑罚权的根据相对于国民、外国人不尽相同:刑罚适用于国民旨在确证其缔造国家共同体的社会契约的自我决定意志,使其获得复归国家共同体法秩序的基本条件;刑罚适用于境内犯罪的外国人旨在确证其为在境内社会生活而参加的"居住性契约"的自我决定意志,是否使其复归境内社会生活则需要结合其继续"缔约意思"与"履约能力"予以具体判断。民族刑罚正义是主权治理下刑法适用的合法价值观,在方向上应当保持与全球刑罚正义的一致性,实现一种"商谈"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