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程序重构中的利益平衡

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诸多弊端，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由于民事再审程序存在多种利益和价值的冲突，在其重构过程中，应当运用利益平衡机制，充分考虑纠正错误裁判与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之间的关系，实现公正、效率与安定之间的平衡。     

福利性价值视域下小额诉讼程序的重构

小额诉讼在改革过程中因未能彻底贯彻福利性价值理念,致使程序构建难以独立,在公正性与效率性方面均不占优势,缺少为当事人主动选择适用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虽对程序重新作出调整,扩大了适用标的额范围,但仍未将小额诉讼之规定独立成章,发展困境依然存在。改革过程中,应秉持小额诉讼福利性的价值定位,明确其帮助群众接近司法的制度使命,分流筛选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确保当事人实质性享有此种司法福利。在确保庭审有序开展、当事人诉讼权利充分维护的基础上,允许进一步简化诉讼环节。积极构建程序转化与申请再审之外的救济路径,在不违背现有一审终审规定之前提下,以即时复议的方式来帮助当事人就裁判结果进行救济,打消因救济方式单一引发的程序适用顾虑。     

民事审判中适用推定的救济——从另一方当事人的角度分析

在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当案件事实不明时,如果法官进行推定,总会存在推定事实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由于案件事实是被推定而非以证据直接证明,所以不排除与客观真实不符的可能性。对于不利益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保障他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官正确地适用推定制度,并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从而做出正确的判决。     

当事人释明利益程序救济的完善

释明权制度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活动当中被称为"当事人主义的修正器",最先起源于德国。但是,在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律释明权,也没有对于当事人释明利益程序救济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当事人的释明利益在程序救济上遭遇困境。试图在分析当前我国释明权与当事人释明利益程序救济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以完善我国当事人释明利益的程序救济。     

美国的临时性救济制度分析

美国临时性救济制度的规定相当发达,在内容上能涵盖终局性救济给予的救济,在程序的设置上能考虑到临时救济的紧急性,程序正当性在程序上作出适当的倾斜,同时也给予当事人程序救济。我们应当借鉴美国临时性救济制度的法理,完善我国的“诉讼保全”制度。     

日本的法官回避制度研究

设置回避制度,是为了确保当事人对裁判的信任,保障法官公正无偏地作出裁判.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是参照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制定的.法官回避的原因包括两类,一是法定的回避原因,二是法定之外的回避原因.除了回避原因外,有关法律还对回避的申请方式、回避的裁判机关及不服申请等作出了规定.     

商业判断规则何以介入股东派生诉讼的内部救济

股东派生诉讼作为拯救公司内部救济失灵的措施,对减少代理成本、保护公司利益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公司法中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设置可以平衡各博弈主体的利益关系,但是其制度设计囿于缺乏具体的裁判规则,并不能在防止决策权力滥用和实现商业决策效率之间找到最优解。在股东派生诉讼的制度设计上,应当形成一个利益平衡链条,由商业判断规则充当稳定器,在股东派生诉讼诉前端的前置程序和诉讼中端的独立审查委员会终止诉讼请求机制中发挥作用,以审查独立性为核心,而不介入商业决策实质和内容的审查,通过对公司博弈主体的利益平衡,更有效地监督公司治理,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利益。     

论不动产实物分割纠纷之裁判

《物权法》第100条规定了不动产实物分割的制度,但在具体适用上仍存在可探讨之处。对当事人提起的对不动产进行实物分割的诉求应当在尊重共有人意志的基础上,重点判断不动产实物分割的可能,通过对影响实物分割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察,作出裁判,在审理的过程中应加强与行政登记机关的沟通,确保裁判结果的可执行性。     

论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对诚实信用原则之救济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活动中基本的准则及道德要求.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恪守诺言,诚实不欺.该原则确立了民事主体的行为规则,平衡了多方利益关系,并具有对法律进行修正、弥补的功能,兼具有道德性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特点.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可通过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予以救济.     

民事诉讼临时救济制度实质要件比较研究

临时救济制度原为英美法上的概念,而现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法中都有适用临时救济制度的规定.寻求保障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利益,寻求当事人情势紧迫性与正当程序保障是设立该制度必须予以考量的内容.因此,各国都对临时救济制度规定了施用要件.通过对民事诉讼临时救济实质要件进行比较,目的是对我国临时救济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再论《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针对疑难案件适用独特的指导思想"原心论罪",强调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相统一的司法审判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公平和正义.     

论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的多维化规制

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具有正、反两面性,它既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法治;也能因权力滥用而损害当事人正当利益,降低司法裁判公信力,严重阻碍司法公正和法治进步。本文以实现公正司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的概念进行了科学界定,并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合理规制的必要性,尝试构建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多维化防控体系。只有采取标本兼治、加强源头治理的方法,才能对审判自由裁量权加以立体化的、综合性的规制,达到确保司法公正、提升裁判权威的目的。     

再论《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针对疑难案件适用独特的指导思想“原心论罪”,强调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相统一的司法审判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公平和正义。     

刍论心理现象于我国刑法中机能实现障碍

心理现象,又称心理结构,通常是指统一着不同层次心理要素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心理现象于当代刑法的结构与运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成立犯罪并进而衡量犯罪、裁量刑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性作用。但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不周延性,心理现象的机能并未得到充分实现,因此,应当以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我国刑法的含混规定加以合理解释,以降低产生误解的风险,并考虑将规范内容引入我国刑法的罪过要件之中,以保障并优化心理现象之定罪机能的运行。     

司法独立与检察功能的转化

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而司法独立的实现需要检察功能的重新定位。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功能庞杂、效益低下，不能适应现代刑事诉讼的要求，理应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作相应的改革，加强其侦察功能和探诉功能，同时将其司法审判监督功能剥离出来，移交人大机关。     

论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对刑事案件发回重审的影响

多次、反复、随意发回重审问题一直是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增加了需要发回重审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包括：二审法院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不予理睬应当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不置可否,而实际上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而二审法院认为应当排除的,取证行为严重侵害被追诉人宪法权利的情况下,应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支持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而二审法院认为不应当排除的,一审法院没有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案件应发回重审。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外部的联动沟通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监督以及法院可能滥用发回重审裁量权的监督。     

论民事审判中的越权问题

民事审判越权，是指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审理了本应在行政审判中审理的内容。此种越权审判，不但违背了民事审判的基本规则，造成诉讼活动的浪费，而且侵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和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民事审判越权现象，最容易发生在因工伤引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有些当事人把本应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主张在民事诉讼中提出；二是有些民事审判人员违法受理当事人更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三是有些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的形式迫使法院的民事审判解决行政问题。     

行政裁决诉讼救济制度新探——关于构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的思考

行政裁决作为救济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身也需要救济,特别是诉讼救济的保障。我国关于行政裁决诉讼救济经历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三条不同的诉讼路径,但不同路径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借鉴日本当事人诉讼的思路,也存在理论上和观念上的障碍。因而,从有利于行政裁决制度发展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诉讼救济路径,即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我国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之构建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公安司法机关违反程序办案的现象,严重危及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是导致此种状况发生的重要原因。程序性裁判机制的构建对于防范国家公权力滥用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应当在充分考虑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前提条件与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在审前程序、庭前审查程序以及庭审程序全面构建程序性裁判机制。     

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分析

在西方国家,女性主义的运动以及理论的发展不断地唤起女性沉睡的意识,女性逐渐将目光转向家庭暴力领域,加上法医学的进步,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女性权益在法律方面的“护花使者”。此理论对中国有一定借鉴价值,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些以男性价值观为主导的立法加以重新审视。而在具体层面上,该理论可以为中国刑事法律中增加规定“因长期受暴而被迫伤害,杀害施暴人的犯罪是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各地法院面对此类案件与酌定情节从轻判判断中,出现裁判不一的情况,最高法院可通过各种途径发布指导性案例,解决此类案件裁判相差悬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