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

论文分析了近来底层写作两种倾向:“美学脱身术”和“苦难叠加”,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并不能真正表述底层经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那儿》在“底层写作”中的独特性及其现实、思想背景,并将其与“左翼文学”的传统相联系,认为“左翼文学”在历史实践中虽有诸多失误,却是当下理论与创作界值得重视、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请注重后备力量的培训

作为一支拥有多名国脚和外员的北派代表,大连万达实德队在今年联赛前一阶段的表现不尽如意。尤其是有时该队缺乏斗志和章法的打法不禁使人翕感到这支曾经无人能敌的雄狮已经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大连万达实德队由强变弱的原因何在？有人认为是郝海东、徐弘等6名老队员上不了场和外员选择的失误,导致了大连万达实德队成绩的滑波;有人认为是王涛、李明等主力战将的久无状态。造成了大连万达实德队整体实力的今难胜昔;还有人认为,大迈万达实德队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实质根源,是其缺乏在危难之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后备力…     

看《当代》

本期《当代》没有刊发长篇小说，一共刊登了7部中篇小说和4部短篇小说，数量较多，风格也颇为丰富，但质量上却并不突出。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

【主持人的话】新年伊始,不少著名作家推出了重头长篇,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十月长篇小说·立春卷》,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版)、阎连科的《丁庄梦》(《十月长篇小说·立春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张洁的《知在》(《收获》第1期)、铁凝的《笨花》(《当代》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等,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令人兴奋的话题。几位“一线作家”各自推出了引人注目的作品。陈应松的《吼秋》(《钟山》第1期,中篇)继续关注底层问题。开篇对于神农架地区自然景观的描写颇具气象,可惜落实到现实批判层面越走越窄,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如《太平狗》一样的简单化和极端化的毛病。不过,这样的毛病更体现在罗伟章的新作《狗的一九三二》(《十月》第1期,中篇)中,小说写饥馑之年一对黄狗母子的故事,无论是人吃人的悲剧,还是母狗忠心护主死于群狼之口的情节,都只能用“极尽惨烈”来形容。作者似乎非常满足于刻画狗的那种源于“物种本能”的“忠诚”,对这种毫无道理可讲的奴性的赞美推崇,在狗年骤增的以狗为题材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不知反映了怎样一种时代情绪。乔叶的《打火机》(《人民文学》第1期,中篇),写得很好看,一些细节见情入微,但缺乏一点力度,想表达的主题没有真正提起来。石舒清的《黄昏》(《十月》第1期,短篇)依然保持着作者亦诗亦散文的风格, 黄昏中的寂寞和宁静被表达得颇为传神。王祥夫的《菜地》(《花城》第1期,短篇)和须一瓜《提拉米酥》(《人民文学》第2期, 短篇)是两篇味道颇足的“小品”,前者如浓汤,后者如甜品,虽然格局都有点嫌小,写作难度都不大,但火候把握得好,让人心头一喜。更让人欣喜的是几位新进作家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黄咏梅的《单双》(《钟山》第1期,中篇)继续描写边缘人的偏执心境,冷峻的笔调贯彻始终;李浩的《失败之书》(山花)第1期,中篇)以类似雕塑的笔法刻画出哥哥这个“坚硬和失败者的形象”,笔法凌厉;文珍的《色拉酱》(《山花》第1期,短篇)写了两个女孩之间新奇微妙的感情,文笔灵异;徐潞的《李莫愁们的念去去》(《布老虎青春文学》第1期,短篇)继续书写理想主义情怀,在“80后”写作中独树一帜。——邵燕君     

我为什么要写作

最初到北大中文系,我本是想学习写小说的,戏剧性的是,来了之后却写得越来越少了。上本科的时候,我一星期可以写一个中篇,但在北大的最初三年,却只写了三个短篇。在这里我上了三年学,感觉写作与否也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在意的事情,以前宏大的写作理想,也开始慢慢褪色了。成为优秀的小说家曾是我追求的目标,但在那时的理解中,小说家似乎是与社会、     

《罪与罚》的时代求索

在我看来,《罪与罚》凝聚了19世纪后期深刻的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这个时代的俄罗斯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在社会层面,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而在精神层面,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来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等新思想,在俄罗斯思想与文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世界。在那个年代,究竟是该信仰上帝,还是该信奉无神论?是该保持     

主持人的话

关于小说《那儿》的评论,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上有韩毓海、旷新年等人的一组文章,在《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上有王晓明等人的一组文章,可见这个小说已引起了京沪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围绕这个小说还开过三个座谈会,2004年底左岸与乌有之乡网站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是一次自发的讨论;2005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会议室召开了另一次座谈会,《那儿》的作者曹征路先生也专程从深圳赶来参加了。2005年11月,广东作协与中国作协创研部召开了一次“曹征路现象”研讨会,会议的焦点仍是对《那儿》的认识与评价问题。一部中篇小说引起…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当代》

第三期的《当代》只有两部长篇小说：程琳的《香水》和王华的《傩赐》，都是以“奇”取胜——前写“奇警察”，后写“奇风俗”，足够吸引眼球。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

本期由主流期刊推出的重要长篇有两个:余华的《兄弟》(下半部的上半篇,《收获》)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当代》)。《兄弟》上半部推出后,批评界曾一片尴尬,到下半部现身,已是嘘声四起。人们需要讨论的不仅是《兄弟》为什么这样差?更是余华为什么这样令人失望?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家”,其“十年磨一剑”的作品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先锋余华”如何丧失了其独特的艺术品质而顺流而下?这样的退化不仅出现在余华一人身上,而是暴露了相当一批“著名作家”的写作姿态、写作状态和写作能力,由此构成的“余华现象”值得更深更广的反思。严歌苓的写作向以尖锐的女性体验和锐利的语言风格著称,她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3期上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将女性的飘零感和游子的漂泊感融为一体,演绎得荡气回肠,是本论坛力推的“2005年压卷之作”。《第九个寡妇》仍然写女性,但是作者显然志不仅于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张女性的“自然本性”来翻转“不自然”的历史——只认人伦亲情、毫无“政治觉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时,将被枪决(侥幸未死)的“恶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由此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守住了人生的“常”。进行如此巨大的历史翻转需要作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独立的思考,其依恃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文本世界里应具有说服力,严歌苓在这方面表现得力不从心。整个故事就靠王葡萄“天性生蛮”的“一根筋”来推动,显得任性而执拗。比起严歌苓笔下的那些在大千世界里辗转挣扎的复杂女性,王葡萄这个“天生地母”般的人物像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即使有一些鲜活的女性经验填充也如玩偶身上的衣服,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和吴琼花。或许是迫于文学评论乃至文学史的无形压力,近来几位以写女性经验著称的女作家纷纷从“小叙述”走向“大历史”(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铁凝的《笨花》,《当代》2006年第1期)。然而写大历史就能出大境界吗?当年张爱玲就有过不成功的尝试。今天奠定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并不是《赤地之恋》那样的“大历史”,而是《倾城之恋》那样的地地道道的“小女人”的故事。“底层写作”依然是“主流期刊”的“主流叙述”。《人民文学》第3期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罗伟章的《变脸》(中篇)。罗伟章以带有个人真切体验的《我们的成长》在文坛崭露头角,凭以情动人的《大嫂谣》广为人知。这些作品虽带有许多新作家都难免的简单、青涩的毛病,但其真切的体验和朴素的态度仍能打动读者。然而,正如人们所担忧的,随着罗伟章迅速成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他的“脸”也很快变了。《变脸》中人物的调门高了,血肉却少了,越来越具有表演性质,文字也愈加粗糙,甚至像个写作提纲。罗伟章的变化再次显示了当前“底层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趋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资源和充足的艺术准备。比如,许多作家试图呈现阶级／阶层差异,但对近年来重新被现实激活、被知识界反思、继承的左翼思想缺乏基本了解或根本拒斥,于是,“阶级／阶层对立”变成简单的“城乡对立”、“善恶对立”,或者一些胡乱的苦大仇深;许多作家关注作为弱者的“个人”,但缺乏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于是,对个人苦难的关注既深不下去又升不起来,一旦个人经验用完,就变成了比酷比惨的“苦情戏”。另外,作家们的写实功底普遍不过关,人物很难立得起来,与此同时又普遍存在着急功冒进的浮躁心态,往往写实还没写好,就一味“超写实”,刚一成名就批量生产。当然,这和我们目前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和发表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底层写作”要想在文学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邵燕君     

我们为何怀念路遥?

今年11月17日是作家路遥逝世15周年纪念日。15年来,路遥的作品一直被广泛阅读着,时过境迁,多少当年文坛的风云人物早已风光不再,但路遥却一直活在普通读者的心中,在他身上体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底层立场以及他在写作上认真、执著与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至今仍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