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合琴瑟分过友生——曹植对王粲师承关系的全面探索

建安文学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但后世评论家常常将建安作家放在同一个时空平面上进行论述,如说“陈思为建安之杰,公斡、仲宣为辅”,这就掩盖了建安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面貌,实际上,曹植是建安文坛的晚辈,邺下作家大都是曹植学习和师法的对象,特别是王粲,是曹植的老师,对曹植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弄清曹植对王粲的这种师承关系,将大大有助于再现建安文学的演变序列。     

魏晋文学自觉之一证——对曹植作品序的考论

序的产生,意味着创作意识的自觉,而文学作品序的大量创作,则意味着文学的自觉。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创作了大量的序,其序体式多样,内容丰富,富有形象性和情感性,不仅构成了他散文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魏晋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     

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命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已经将董仲舒与汉武帝紧紧捆绑在一起,认为董仲舒的学说为封建专制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实际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构想的政治模式是君居尊位而静默无为,臣据才德分职而治,上下相维而不相干涉的相对宽和的政治体制,这种消解专制政治的思想决定了他对汉朝采取批评甚至否定的政治态度,遭遇坎坷的人生命运。     

汉文帝与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取士的制度,汉文帝首次用策试的方法选拔人才,这既是我国人才观念和政治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考量。首先是汉初“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弊病渐显,需要制定系统完善的治国策略使国家政治走向正轨;其次,当时掌权的开国老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骄蹇不逊,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治国实践的需要;再次,汉文帝以卑微之庶子入继大统,也急需培养自己的势力,以顺利地进行治国理政之实践。在汉文帝的影响下,西汉时的察举已经有几科采用策试形式,到了东汉,几乎各科都要进行策试,这就和后世科举很相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盛行门阀制度,但以策试取士的措施仍时有运用,直至隋代将其制度化。     

怀人暧乎若可觌 道哀凄焉如可伤——从诔文创作看曹植对应用文的艺术改造

诔本是一种仪式性和程式性很强的实用文体,曹植以卓越的文学才能对其进行改造,将其描述性和评价性语言改造为叙述性和描写性的语言,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诔文的形象性和情感性,使之成为文人们有效表达内心情感的工具。     

论董仲舒的散文艺术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散文家之一,他的《春秋繁露》,运用“比物联类”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以《春秋》为依托,构筑了关于哲学、政治、道德、人性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据之对当时社会进行全面观照。他的散文,运用多种技巧,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在风格上代表了汉代散文众多风格中的一格。     

裴矩与隋朝的民族关系

隋朝建立于民族大融合之后,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政治的突出问题之一。作为当时的重臣,裴矩继承了我们民族优良的民族观念和传统,积极而灵活地处理民族关系,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加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病。     

作为蔡邕弟子的曹操

曹操从"赘阉遗丑"转变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转变的契机主要是受到其师蔡邕的影响和教诲。考察曹操的生命轨迹和人生造就可知,曹操在人格、思想观念、学术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深受蔡邕的影响。在蔡邕的影响和教诲下,他不仅树立了济世安民的大志,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开创了建安文坛,与蔡邕的另一位弟子王粲一起开创了建安文学创作的辉煌。     

还原一个完整的东方朔——《史记》《汉书》之《东方朔传》合读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东方朔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史记》和《汉书》对他的记载却有较大不同,或侧重性情,或侧重政绩,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东方朔:一个外委随而内方正,看上去狂怪荒诞而内心忧国忧民,表面上谈笑婉媚而实际上与统治者保持心理距离的朝隐者的形象。     

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形成原因再探析

＂慷慨悲凉＂是学界普遍认可的建安文学总体风格,关于其成因,人们多归于＂世积乱离＂的社会环境及流行音乐的影响,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作为政治领袖的曹操与作为普通文人的＂七子＂,以及作为建安文坛后辈的曹植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创作风格？文章通过考察建安文学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可知,尽管其形成原因有多个方面,但观念多元、个体觉醒与文学自觉历史文化语境下文人既守持传统又张扬个性的内在矛盾冲突才是产生这种风格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