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霸业任评说——论刘向《说苑》对齐桓公管仲功业的记载

在先秦,齐桓公与管仲建立的霸业,经过儒家的阐扬,序变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进入秦汉,随着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建立,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适应着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原则,桓、管霸业衍变成为一种政治伦理典范和政治道德寓言,这种转变典型地体现在刘向的《说苑》中。     

贾谊被疏斥原因探隐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导致了贾谊的被疏斥,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时代思想风貌,对贾谊的政治学说和治国理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贾谊被疏斥的根本原因是他政治主张中的原始儒家精神与封建专制政治难以相容,儒家公天下的贤人政治理念不能为以天下为一家私有的封建专制君主所接受,汉文帝拒斥了他的政治学说,自然也就疏远了他本人。     

裴矩与隋朝经略西域

自汉武帝经营西域后,西域就与中央政权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央历代政权都用很大的精力经营这片神奇的区域,西域各国也对中原政权和华夏文明产生向慕之心和归属之感。隋朝建立于民族大融合之后,西域形势更加复杂,因为在传统的西域各国外,在西域和中原之间还有西突厥、吐谷浑、铁勒、党项等几个势力强大的民族。隋朝君臣以含容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西域问题,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隋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当时的重臣裴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论曹植的四言诗

曹植的主要成就和影响在五言诗,但他的四言诗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他遵循着“诗言志”的传统观念,用四言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人生志趣.他以高度的艺术修养和巧妙的表达手法,成功地解决了四言诗实字化以后所产生的堆砌板滞的问题,将四言诗创作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曹植的咏史诗

建安时期,由于受到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咏史诗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繁兴的局面,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曹植。他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了咏史诗的抒情性和艺术技巧。尽管其咏史诗尚未达到成熟的境地,但他的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该体诗歌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论刘向散文对西汉社会现实的批评

刘向的散文,无论是奏疏,还是《说苑》、《新序》、《列女传》等著作,其写作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鉴诫,以挽救当时日益衰颓的国势,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刘向散文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又不局限于成帝时代,而是对整个西汉的社会弊端作了较全面的针砭与批评。     

论地志产生的原因

地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是一个历史概念,有一个发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过程.随着社会历史形势的变化和文化语境的迁变,其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至隋唐之际而内容走向综合,体例趋于严谨,形成所谓"方志".作为方志前期形态的地志,其文化意蕴异常丰富,因而其发生机制也非常复杂.     

论桓宽《盐铁论》的创作

《盐铁论》是产生于西汉时的一部风格独特的散文著作,它是桓宽在盐铁会议议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但通过考察可知,桓宽对会议议文并没有作深入系统的加工,而仅仅对辩论内容进行编排,对记录文字进行推衍,对文章语言作加工润色。因而,《盐铁论》并不是一部体系严密、风格前后统一的著作。     

摭采繁复 取材不竭——论葛洪《西京杂记》的文化价值增值现象

葛洪的《西京杂记》,内容驳杂琐碎,真假参半,描述了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生气的西都长安。其中记载了大量的汉代史实、名物制度、民风民俗、民间艺术、宫殿池苑、有关长安的典故、传说故事及文学史料和文学资料,其中的许多材料,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由于融入了异闻传说、丰富的想象和人们的主观体验而产生了变异,其文化价值不断增值,为研究汉代的社会、历史、思想观念、学术史、文学史和文学观念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透过《西京杂记》,不仅可以感受故都长安的文化魅力,考察华夏文化观念的变迁流徙,也可窥视当时南渡文人对故国的缅怀和对民族辉煌的神往,昭示出华夏文化无比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