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考据·词章(节选)

清人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或称义理、考据、词章)姚鼐提及的“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是我近十余年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的所在。就“义理”层面而言,阅读前贤的理论杰作是重要一     

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与《鄂州约法》的制订

清朝末年,朝廷及各省督抚的倡导,学子们对域外新知的渴求,造成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在赴日留学生中又以学习法政者尤多,且进入法政大学就读者最为集中。法政大学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法学教育为中国输送了大量法学人材,这些人材对国内的民主宪政思想以及《鄂州约法》的制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元典精神与“现代病”的疗治

笔者将轴心时代(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几百年间)形成的各文明民族的经典,如中国的“五经”,希伯莱的《圣经》、印度的《吠陀》和佛典、希腊诸哲论著称为“文化元典”,着意研讨中华元典包蕴的民族原创性精神的现代意义。     

《历代文星图赞》序

人们对渊博浩瀚的中国文化史，作过种种譬喻：滔滔东去的大江、一望无际的海洋，等等。而我特别欣赏将其比拟为：澄明无际的夜空镶嵌着周流闪烁的群星，因其特别传神。如果我们采用此一比喻系统，就会发现，天汉间格外璀璨夺目的星座，古来称之“文星”，又名“文昌星”、“文曲星”，[第一段]     

对东亚智慧的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

对东亚智慧的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冯天瑜一由梁启超的两种极端之论所想起的“东亚智慧”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其包蕴的内容极其丰富,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就西方而论,自１８世纪以来,对东亚智慧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伏尔泰（１６...     

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

文化是全民的共同创造,社会各阶层都对文化大厦的建树有所贡献,然而,以制作和传播文化为专职的“文化人”,或曰“知识阶层”更发挥着使文化得以升华和延传的特殊作用。 同中国文化史的进程表里相依的中国文化人,大约经历了三种发展形态,这便是——巫史阶段、士人阶段和知识分子阶段。     

辛亥首义及其历史定位

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史称"辛亥首义",称其"首义"别有深意。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在此之前,同盟会就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历次武装暴动,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湖北革命党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大有"亡清必楚"的雄心,而此种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革命党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故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所以,"辛亥首义"之"首义",其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首义"的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其全新意义更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化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响应,此诚为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辛亥首义不同凡响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清王朝,更在于结束了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成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界标。     

后发型近代化的运行机制

后发型近代化的运行机制湖北大学教授冯天瑜与西欧的＂原生型＂或曰＂自发型＂近代化相较，中国的近代化可称之＂次生型＂或曰＂后发型＂。这种类型的近代化及其运行机制应当怎样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把握？西方的影响及本民族文化传统分别发挥着怎样的功能？这两个侧面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