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郎平的一封信

今天重新发表《给郎平的一封信》,以此悼念杰出的文艺家、体育界的亲密朋友夏衍同志。     

白头记者话当年——重庆《新华日报》及其他

香港脱险归来,我于1942年2月5日上午,乘火车从柳州到了桂林南站,出乎意外,一大群朋友已在月台上欢迎我们,其中有田汉、洪深、洪镇、徐桑楚、杜宣,还有新中国剧社的许多不认识的朋友。当时的情景,田汉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留着加拉罕式短髯的夏衍,中分的头发披到高高的颧骨上,弯着背脊的司徒慧敏,戴着小呢帽,围一条花毛巾,不改洋场才子风度的蔡楚生……这样大难后的重逢不是容易的。我们学‘老毛子’的作风,来了无数无数的拥抱。洪深兄也赶来了,他那巨人般的拥抱,使夏衍在欢呼声中陡然发出了惨叫,原来夏衍插在胸前的自来水笔也给折断了。……真的,夏衍们象一个失掉了耕     

夏衍同志给《新华文摘》编辑的一封信

编辑同志: 首先,对您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有了这本《文摘》,我就可以省得翻许多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杂志了,特别是各地的《学报》。对于取材,我同意曾彦修同志在《出版工作》上发表的那篇谈话(编者按:指《坚持马列,坚持双百,荟萃精华,读者云集》一文,见本刊今年第一期)的精神。对栏目等等,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一、我还是希望能登一点有争论性的文章,同时登更好。     

白头记者话当年——记香港《华商报》

皖南事变之后,我于1941年2月初(农历除夕那一天)离开桂林赴香港,搭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只有二十个坐位的小飞机,傍晚起飞,到香港已经是午夜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时候,是一片“送旧迎新”的爆竹之声。香港依旧是那样的繁华、热闹、嘈杂,但从我这个“内地”出来的人看来,这儿似     

夏衍同志给本刊的一封信

《新聞业务》编委会诸同志: 《新聞业务》七月号收到,甚謝。偶尔想起一件事,拟请贵刊注意,最好能呼吁或批評一下。这就是报刊文字中用字遣詞不当及写別字之風,頗有滋长,北京报刊有,其他地方的报刊更不少。     

《武训传》事件始末

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现在文艺界50岁以上的人,大多数是知道的,中国电影史料——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电影》(上卷)有较详细的叙述。但这些只能说是“局外人言”,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了解 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具体经过。这部影片是私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1950年出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是1951年5月20日。所以今年(1991年,编者注)是《武训传》批判40周年。     

党建工作在高校学生公寓管理中的作用

学生公寓是对学生进行课外教育的首选阵地,良好的学生公寓文化氛围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鼓舞作用。因此,创新学生党支部在学生公寓的建设、发挥党建工作在学生公寓管理中的作用是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必然选择。     

野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yun)得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子,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白头记者话当年——重庆《新华日报》及其他

香港脱险归来,我于1942年2月5日上午,乘火车从柳州到了桂林南站,出乎意外,一大群朋友已在月台上欢迎我们,其中有田汉、洪深、洪镇、徐桑楚、杜宣,还有新中国剧社的许多不认识的朋友。当时的情景,田汉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长江的道路——从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我认识长江同志是在1937年抗战前后,当时上海正酝酿组织新闻界救亡协会,开始筹备这组织的有胡愈之、恽逸群、杨潮、陆诒和我,秋江好象没有参加。那时在上海办过《文艺新闻》的袁殊主张成立青年记者学会。后来我们和胡愈老商谈,愈老认为当时一些记者都不能算是青年了,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