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世英的哲学—伦理观

张世英"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哲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哲学是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以"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作为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基于真善美统一于万物一体,强调要把道德意识建立在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倡导哲学家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提出要以希望哲学来代替猫头鹰哲学,是一种综合了中西哲学史的积极成果,并对时代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观。     

文化的衰落和重建——施韦泽论现代文化

施韦泽认为,相对于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代,19和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化处于衰落之中,究其原因在于其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发展,即文化的伦理本质丧失了。因此,为在20世纪复兴或重建西方文化,就必须确立能够体现文化的伦理的理性理想的世界观,即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思考合理的文化战略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在此,我们也可以从施韦泽的文化理论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习近平汲取中华传统道德精髓思想及其启示

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在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发出了"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的号召,而且在其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早就系统地这样做了。有鉴于此,文章从"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三个方面,对习近平汲取中华传统道德精髓的过程、内涵、实质及对我们的启示做一初步阐发。     

论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学派论争

在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霍曼(Karl Homann)的“经济秩序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的“伦理的经济学”、乌尔利希(Peter Ulrich)的“整合性的经济伦理学”。这些基本学派的产生及其理论论争,不仅构成了德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独特景观,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澄清了道德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有利于提高现实经济生活的道德质量;形成了独特的理论风格,丰富了当代世界的经济伦理学。因此,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学,我们应该自觉地借鉴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及其学派论争的成果,积极展开经济伦理学的学派论争。     

警惕“成熟”

决定一个人本质和生命的理想,以充满神秘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心中。当他走出童年时,它就开始在他心中发芽。当他充满青年人对于真和善的热忱时,它就开花结果。我们以后的收获,都取之于我们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在生活中,我们应有始终像青年人那样思想和感受的信念,让它像一个忠诚的顾问,陪伴着我们的生活道路。我们应有意识地防止自己成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成熟的人”。被应用于人的说法“成熟”,对我们来说始终有些令人害怕。因为,在此我总是听到如此不和谐的词:贫乏、屈从和迟钝。通常,我们看到的所谓人成熟的标志是:顺从命运的理性化。人…     

追寻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理想——施韦泽“文化哲学”的社会伦理维度

施韦泽的文化哲学和伦理学虽然主要是一种个人伦理和宇宙伦理,但毕竟还包括着重要的社会伦理维度。这一社会伦理维度集中地体现在他关于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理论研究及对其不懈追寻的实践之中。这种综合了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启蒙运动精华,又经其敬畏生命原则独创而升华的理念和行动,是整个人类的重要精神财富,将给予面对21世纪复杂现实的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梁启超后期人生观初探

梁启超晚年在对青年学生所作的多次讲演中,发挥了一种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人生观,阐发了其综合中西文化精华的人生思想,展现了其责任心和趣味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杰出人格,而且也为当时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确立合理的人生观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中国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施韦泽的中国伦理研究

施韦泽不仅是20世纪西方世界一个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伟大人物,而且基于其实现西方文化再生的目标,对中国思想、特别是中国伦理也进行了独特和系统的研究:提炼了欧洲接触中国思想的进程,给予中国伦理以最高的评价,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充满了期待.在21世纪初中华文化呈现复兴曙光的关键时刻,充分了解和深入探讨施韦泽关于"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的观念,对于中国学界提高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将提供有益的镜鉴.     

道德建设的文化根基性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有两套规范系统相辅相成: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前者指制度道德性,后者指公民德性。在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特别是公民德性伦理建设中,必须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否则在要求公民养成德性和承担义务上的任何努力,往往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须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否则就会极大地限制我们承续民族文化和伦理的范围,导致在世界文明冲突剧烈、社会生活普遍商业化的条件下,难以确立国家和社会的合理文化认同,难以避免信仰危机和道德真空。至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主要是一种特殊的整体性终极关怀,即深刻的、自觉的义务感,它相应于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道德性",在构成提高"公民德性"的共同性伦理背景的同时,也必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道德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道德生活中的共同信念

就形成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共同信念而言,麦金太尔的美德一传统共识论启发我们要更注重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论则表明,共同信念只能确定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之上和范围之内。有鉴于此,在探讨“转型社会中的共同信念”问题时,应该基于中国的传统、现实和向未来发展的趋势,引入异质性的道德结构概念,以提出一种使道德生活既能宽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利益需求,又能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统一的相互协调的方案,即一种既包含着“更大的宽容性”,又能够形成“尽可能广泛一致”的共同信念的建设性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