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夷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要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这是中国理性外交的发端,不仅促发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而且对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郭祥正诗学理论初探

北宋中期诗坛上出现了一位被梅尧臣、郑獬、刘挚等人誉为“李白后身”“谪仙后身”的诗人——郭祥正,他不仅积极参与诗歌创作的实践活动,同时也非常喜欢与他人探讨研究诗歌理论,这些诗学理论散见于其所创作的近200首诗歌当中,涉及诗歌本源、思维创作、语言技巧等诸多方面,是宋代文学批评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孟子心性关系之研究

以《孟子》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为文本基础,以《管子》内篇为参照材料,考察史上之心性关系,探索心、性是如何从哲学史、思想史的早期互不相干,到孟子之时一步步演变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对偶范畴。     

日记风波与《申报》纠纷--郭嵩焘毁誉的西方媒介因素论析

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期间,因《使西纪程》而遭到非议;又因《申报》的报道引起名誉纠纷。这两次事件反映了中西传播环境的差异,以及西方新闻媒介对中国官方舆论的微妙影响。郭嵩焘日记有关《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介的介绍,具有重要的新闻史料价值,对中国戊戌变法前后出现的办报高潮也有铺垫作用。     

郭象"独化"论思想浅议

郭象是魏晋时期重要的玄学家，他“万物独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裴頠的理论难题，其理论内容含有二重性，印既反对“造物主”的存在，又否定了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他的“独化”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蕴涵了平等的思想，但最终走向了无可奈何的“命定论”。     

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得失及成因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者,其新诗流变分为五四时期、20年代后期、抗战至全国解放以后三个阶段。他的新诗艺术水平每况愈下的原因有三：一是惠特曼雄浑粗犷的豪放诗风的深刻影响;二是严重混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三是自我独立意志的失落。以上三方面就形成了郭沫若新诗创作虎头蛇尾的尴尬结局。     

云顶鬼市兴衰考

隆昌云顶寨郭氏宗族,自其始祖郭孟四人川以来,距今六百多年,其间经历三朝,传二十九世,发展到现在已不下五千人,曾为川南首富。郭氏家族遗留下的云顶寨和因寨而起的云顶场现为省级保护单位。本文着重介绍云顶鬼市的传说始末。     

劝转与涅檠——从《狂人日记》与《凤凰涅榘》看鲁迅和郭沫若的救世思想

鲁迅与郭沫若通过狂人和凤凰形象的塑造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批判，展示了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同时，他们提出了拯救社会的方式和方法：鲁迅主张通过劝转使人吃人的社会过渡到真正的人的社会；郭沫若则主张通过涅榘让旧世界毁灭，诞生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两种方式体现了鲁迅与郭沫若不同的主体态度和人生选择，也显现了他们在救世思想上的分歧和不同。     

试析王弼与郭象"一""多"论之异同

"一""多"之辩,玄学家这里,所表达的不仅是事物的共性和自身的独特性,还直接体现了本体论的内容。玄学创立者之一的王弼,明确的将"一"与"多"解释成为"无"与"有","本"与"末"。而郭象虽然没有像王弼那样明确的提出"一"与"多"的概念,但是在他的"独化"论中论及的世界同一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一""多"之辩的内容。二人所论"一"与"多",即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理论,有独特不同和相似之处。     

在"我"与"他人"之间--郭沫若前期小说中的自我形象论析

郭沫若的前期小说主要是"自我小说",所塑造的"自我形象"虽然表征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与"他人"的相互"注视"中,生存处境在"自我"的感受中被极限化.由此,"自我"在爱欲、家庭、社会、国家及至自我实现与生死抉择的多个层面被撕碎,同时又被拼接.其精神内质的复杂性,可视为"五四"落潮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精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