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中的助动词

按照专书词类研究原则与方法,对《敦煌汉简》中的助动词进行了穷尽性的搜集和整理,并按其在句中的语义特征进行分类,共总结和整理出虚词14个,出现408次。其中表意愿类的4个,出现178次;表可能类的7个,出现119次;表事理类的3个,出现111次。试分类解释这些助动词。     

敦煌文献《欢喜国王缘》写本研究

《欢喜国王缘》是包含佛教思想的唐代因缘类作品,传播范围广,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着较深的影响。敦煌文献留有的三个《欢喜国王缘》抄本分别为上图016、上图028V和P.3375V,同抄内容还有《廿二问》《书仪一卷》《须阇提太子因缘》《鹿母夫人缘》。结合三个写本的抄写内容以及物理形态,可知《欢喜国王缘》应创作于8世纪下半叶,其中上图028+P.3375的缀和本当抄于955年,可能为寺庙学郎的作业,用于学习书仪规范以及佛教知识。     

敦煌本《文选音》残卷抄录者探析

关于敦煌本《文选音》残卷抄录者身份的问题,多位学者经过研究,得出“萧该说”“许淹说”等结论,但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今依据敦煌《文选音》残卷的时代背景、抄写体例、抄写方式、抄写内容、书法水平和被注音字等情况,推测《文选音》残卷抄写者很可能是敦煌地区准备应试科举的一位士子。     

集成本《敦煌汉简》释读补正九则

在核对图版的基础上,补正了集成本《敦煌汉简》释文隶定存在的问题,分为九个条目加以论述：简25的“土牛康”之“土”当隶作“上”,简77的“蚩”当隶作“辈”,简1673的“杞”当隶作“把”,简1806的“倍”当隶作“棓”,简241的“言”当隶作“立”,简278的“三”当隶作“亖”,简84的“史”当隶作“兄”,简110、118的“道”当隶作“首”,简290的“”当隶作“糳”。     

敦煌《咏廿四气诗》研究

敦煌《咏廿四气诗》,共二十四首,作者依据气候、农事活动以及民俗,叙述了二十四节气的面貌,其内容贴近生活风格朴素构思手法新颖,是同类题材诗歌中的佼佼者。本文介绍了《咏廿四气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还与同类的唐代咏节气诗、宋代咏节气诗以及唐代的山水田园诗进行了对比,以更好地感受这组咪节气诗歌的魅力。     

《全敦煌诗》误校例析

本文在覆核敦煌原卷的基础上,从“不明词义而误录误改”、“不明对仗而误录”、“不明繁体字分工不同而误改”、“当改而不改”、“不当改而改”、“径改而不出注”、“自乱体例”、“脱文”、“未吸收前人成果”、“不明韵律而误”、“不明俗字而误”十一个方面,对《全敦煌诗》中的校勘失误进行了纠谬。’     

《全敦煌诗》误校例析

本文在覆核敦煌原卷的基础上,从"不明词义而误录误改"、"不明对仗而误录"、"不明繁体字分工不同而误改"、"当改而不改"、"不当改而改"、"径改而不出注"、"自乱体例"、"脱文"、"未吸收前人成果"、"不明韵律而误"、"不明俗字而误"十一个方面,对《全敦煌诗》中的校勘失误进行了纠谬。     

《说文》新附字新考例——以敦煌汉简为主要材料

宋徐铉校订许慎《说文》时,将许慎未收录、而经典相承传写、时俗正在使用的字归于《说文新附》。许多学者对这些新附字异议纷纷,并有学者对《说文新附》402字进行了考证。出土材料的增多,为我们研究《说文》中未收录字和徐铉补《说文新附》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本文就敦煌汉简材料中出现的《说文新附》8字“涂、价、铭、坊、馂、槊、棹、僦,”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材料对照,再次考证,以确定此8字在汉代是否确实存在。     

左思《咏史》诗创作时间新论

通过对左思各人生阶段活动、思想及《咏史》诗的内容、风格、诗题等的综合探析可知，《咏史》诗创作时闻应为永康元年(300)至太安二年(303)某一集中或较短时间内，是诗人对生命历程作深刻总结的作品。     

简牍所见秦汉民事诉讼程序

秦汉时期,伴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各种涉及财产、婚姻、人身侵权等民事案件出现。国家不仅制定了严苛的民事法规,并相应建立一整套民事诉讼制度,确保对各类民事案件的预防和控制,维护封建道德和社会秩序。从已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居延新简》等简文资料,可窥探秦汉发达和精细的诉讼程序。     

从敦煌汉简看汉代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

汉代在河西地区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考虑到河西地区的特殊情况,在职官设置上多有变通,适应了河西地区的发展需要。本文根据出土的敦煌汉简,对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进行了梳理：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可以分为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行政系统为郡县制度,军事系统为都尉—候官—候长—隧长的体系。     

出土秦汉简牍看秦代禀衣的范围

出土秦汉简牍及相关文献记载说明,秦代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禀衣制度,但秦代百姓的日常穿衣是自备的,而各级封建官吏则实行赐衣制度,那么秦代禀衣的范围是集中在丧失人身自由或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最下层民众之中。     

论传统汉诗的语言体系及其表现策略

本论述传统汉诗的语言体系及其表现策略,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传统汉诗即言诗,它原本是由传统诗人“天人合一”的观物态度、感物方式所决定的,排除分析一演绎之掺入,从而形成的一个点面展现性语言体系,并藉以物观物、直觉感应的印象化组词,成分省略、语序错综的反常态组句和句式破碎、句群断隔的大跨跳组行等策略,来充分显示其作为意象载体的表现功能。处于这一语言体系中的传统汉诗,也因此显示出“诗缘情”的特性。     

秦汉时期的养生思想研究

秦汉时期是我国社会安定、文化繁荣、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发展的时期,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为养生思想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古代医学发展为养生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为我国养生思想形成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发展平台.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秦汉时期勃海郡郡治范围考

勃海,即渤海,作为郡国之名多见于古代典籍之中,所不同的是其郡治与统辖的范围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变化,对其郡治范围的讨论古已有之,但不尽一致。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对秦汉时期——勃海郡创建时期的郡治及范围变迁予以了阐释。     

秦汉时期的地域官脉及其成因--从"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谈起

“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是汉代史籍对秦汉时期国家人才区域分布的简单概括,反映了秦汉时期重要的人文地理特点。秦汉时期的武将多出于关西地区,而文臣多出于关东即中原地区,既与关西、关东地区的自然地理形势有关,也是先秦时期政治发展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同时也是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时期政治变革和学术发展的产物。     

两汉时期贞节观念的世俗化趋向

贞节观念自先秦萌发，伴随着西汉中期“独尊儒术”的推行，经董仲舒、刘向、班固、班昭等人的发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朝廷和官府对贞节的褒奖以及世家大族的推动下，贞节观念由社会上层逐渐向社会中下阶层传播；到了东汉时期，女性寡居守节、遇暴殉节已成为社会所推崇的做法，从而使得两汉时期的贞节观念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