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仪礼》研究

《仪礼》又名《礼》、《士礼》、《礼经》、《礼古经》,或云《礼记》、《古文礼》,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对中国礼仪制度影响极大。在汉代,《仪礼》备受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今文经《仪礼》十七篇,与《礼古经》五十六篇相比,受到重视;从高堂生以下,传授源流较为清晰;研究《仪礼》的著作,以郑玄的《仪礼注》最为有名,至今是人们研究《仪礼》和中国古代礼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通过对汉代《仪礼》研究状况的总结,可以反映汉代的学术发展状况。     

徐大椿及其唱法艺术——以其《乐府传声》为研究的重点

徐大椿《乐府传声》二卷,是清代初、中期之际的一部著名戏曲论著。全书主要是对唱法艺术的探讨与总结,但重点却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口法艺术的初步总结,对阴阳调的区分与处理,对宫调与曲情的具体阐述。《乐府传声》对这些内容的论述,具体细致而深入透彻,特别是在所"传"之某些"声"与"法"方面,极具引领性与可操作性之特点,因而多为时人所称道。     

汉代女性继承制度探究——以《二年律令》为视角

关于汉代的继承制度,已有的史料里,以《二年律令》记载的较多。从《二年律令》出发,探究汉代关于女性继承制度,会发现汉代的女性继承,并不仅仅是财产的继承,还包括身份的继承。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以扬雄《方言》为依据的汉代方言分区研究综述

扬雄的《方言》提供了丰富的汉代词汇资料及其分布,使我们有可能窥见汉代方言区划的轮廓。自林语堂始,先后有学者以之为依据进行汉代方言分区研究。各家分区论说大同小异,研究依据、条件、原则基本一致,在研究方法上亦各有见解。但是,目前受《方言》材料本身的局限,汉代方言分区研究在方法论上未有大的突破,这项研究工作还无法向更细致的层面推进。     

从乐府诗看汉代经济发展——以《陌上桑》《羽林郎》《孔雀东南飞》为例

本文通过《陌上桑》《羽林郎》《孔雀东南飞》三首具有代表性的乐府诗歌,以文史的视角挖掘汉代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本文将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史料,从纺织业、商业、饮食这三个角度加以分析研究,通过纺织品布料与纹样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饮食水平的提高这三个方面,最终得出汉代经济发展的结论。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汉代铭文研究的新篇章——评徐正考博士的《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始于宋代。其主要成果可以分为图录类，以吕大临的《考古图》等为代表；款识类，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为代表；考释类，以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为代表。在著录体例、器形的绘制描述、铭文考释以及器物定名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宋人关于汉代铜器铭文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聚焦与拓展——评《茅盾文学奖研究》

作为茅盾文学奖的研究专著,《茅盾文学奖研究》完整、辩证地概括了茅盾文学奖之“制度——美学”、“文本——美学”以及“比较——美学”,在整体把握对象的同时,充分运用西方文论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学理层面的阐释.该著聚焦于茅盾文学奖本及其获奖作品进行论析,拓展了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学术视野.     

汉代乐府采诗制度与叙事诗理论的自觉--班固《汉书·艺文志》析论

中国叙事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然而叙事诗理论却一直到东汉班固才真正提出来,即<汉书·艺文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班固清楚地认识到叙事诗的特征是在"感于哀乐"之"情"背后隐藏着"缘事而发"之"事",这种认识在两汉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汉代乐府采诗制度,对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产生了的极大的推动作用.采诗传统源自先秦,发展于两汉,在采诗传统的背后是一种政治诗学观,即通过诗歌干预现实政治.这一政治诗学观对后世文人叙事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贫富苦乐的两极世界——论两汉乐府诗

汉乐府诗中的《妇病行》、《东门行》、《孤儿行》,写出了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写出了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了他们物质生活贫富悬殊的两极世界,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精神生活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汉朝历史的真实反映。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浅论杜甫诗歌中的汉代谣谚

在研究、探讨杜甫诗歌表现其民胞物与情怀的基础上,主要分析杜甫在其诗歌创作中如何引用汉代谣谚表达对百姓的同情,以及为何引用汉代谣谚的原因及意义。     

汉代诗歌的宏大之美

汉代诗歌具备独特的审美意境。其题材的广阔,描写现实生活的具体而深入,体现了诗歌视野之宏大;其中表现出来的征服世界的民族自豪感与摆脱生命短促的悲哀以及尽可能地掌握自我人生的强烈愿望,体现了诗歌气魄之宏大;其运用宏大的事物与时空概念,让情感在无限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抒发的惯用手法,使诗歌意境变得宏大。汉代诗歌的上述特征,使其具备了宏大之美。     

汉末赋坛特征与赋家

汉末赋坛因为缺少大家,所以相关的研究很不深入,从题材的转移,学发展的过渡性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三个方面讨论汉末赋坛特征,并分析几位代表赋家的学成就,以期能勾勒出汉末赋坛的创作面貌,进而认识其学地位。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音乐赋十四篇,留存音乐内容之赋三十篇。其内容承载着丰富的乐舞形象,阐释着汉代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汉音乐赋研究已涉及源流、题材、艺术手法、思想等范围,但缺少对具体的乐舞内容的系统论述。我们应利用汉代美术作品和出土文物交验互证,挖掘其丰厚内涵,以呈现汉代经典礼乐文化。     

汉代室内小物赋初探

汉代辞赋的内容可分为抒情言志和体物两类。大赋可作为体物赋的最典型性代表,但与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类型的作品———室内小物赋。它使汉赋作者的视角由京都园林延及至自身环境,为作者进而探讨自己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可能。托物言志赋也在此初露端倪。     

汉代女性诗歌情感探微

文学是人类的心声,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员,也必定善用手中的笔倾吐心曲。汉代是我国女性诗歌创作较为繁盛的时代,女性们用手中的笔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证明自己艰辛而坚韧的存在。她们发自性灵深处的诗歌,是当时乃至当今社会强劲的生命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