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看乾嘉士风与诗风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这个窗口,可以看出乾嘉时期诗歌创作的祈向以及诗学宗趣及其转变.通过诗风可以透视士风的变化,由士风又可管窥世风.反之亦然,乾嘉时期特殊的世风影响着士风的演变,而士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诗风的发展.     

韩愈《山石》诗编年系地考

韩愈《山石》诗,一般认为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其所纪游处乃洛北惠林寺,此说首倡者为清人方世举。然而通行的方说不足构成确证,故方说提出前,乃至方说盛行后。历代学者对于此诗编年系地问题的意见多难统一,主要有“在徐独游时作”“去徐即洛时作”“居于洛阳时作”“南迁岭外时作”四种说法。根据此诗所描绘的岭南夏景,结合韩愈三次寓居岭南的经历及其排佛思想的消长,《山石》诗的创作时间应为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夏,作于贬所阳山县。     

编年批评史的意涵与理解

作为文学批评史书写中两种常见的范式,"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和"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在理论预设、研究对象上各具特色、长短互见。比较两种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路数,较之"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关注类型研究,注重概念、范畴的内在逻辑关联,"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关注个案研究,注重思想体系之间的意义关联,以及揭示那些隐而不显的批评史资源,因此,可以更为全面地呈现出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我们提供重新审视批评史资源的新视野。     

也谈王质《雪山词》的编年——兼与王可喜先生商榷

王质为南宋孝宗朝重要词人，因生平湮没无闻、词中线索较少等原因，《雪山词》多不易系年。现试为部分词系年，并对已编年的九首词提出商榷。     

元曲《西厢记》中理学思想的阐释——以许衡思想为例

《西厢记》作为元代著名杂剧之一,剧情内容虽是爱情故事,但观其思想,也可窥见一些元代时期的理学理念。许衡作为当时理学名家,他的思想理论多为士族熟知,《西厢记》作为元代红极一时的杂剧作品,其思想内核自然也在理学范畴之中。《西厢记》通过崔莺莺及丫鬟红娘的形象,塑造了追求自我的形象,通过对老夫人形象的塑造强调遵守三纲五常,这些人物形象的言行都可以与许衡理学思想相对应。     

关于元稹《郭钊等转勋制》的标点与编年

本文从元稹一篇文章的标点说起,阐述古籍整理中的诸多问题。     

试论《青春之歌》的接受史

20世纪50年代至新时期以来,《青春之歌》的接受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解读：社会历史批评立足政治阶级立场,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容;文本批评围绕文本各要素,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及叙事模式加以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则结合性别意识与心理分析,从女性话语、知识分子文化心态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空间。     

震撼心灵的乐章:《西风歌》思想艺术探究

采用光沉积-液相化学法调节电子流向,构建了直接Z型TiO₂/Ag/Ag₃PO_{(4 )}(TAAPO)光催化材料.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X射线衍射仪(XRD)、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仪以及光致发光(PL)光谱仪等手段对其进行表征,并对其在可见光照射下催化降解环丙沙星(CIP)的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水体pH为3.0,催化剂分散浓度为0.3 g/L,CIP的初始浓度为15 mg/L时,光催化降解体系能够取得最佳的去除效果.在该组条件下,光照120 min CIP的降解率约为99%,并且在经历4个循环后仍然保持了良好的降解效果.在光催化降解CIP的过程中,主要反应活性物种为超氧自由基(·O₂     

论许衡对宋明理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兼与许衡理学无“进境”说商榷

作为元代理学宗师,许衡从宋末元初的社会实际出发,批判地继承了宋代理学的理论成果,不但突破了程朱理学的局限,兼取朱陆,开和会朱陆之先河,还提出了治生学说,使理学摆脱了理论清谈,成为经世致用的学说,开启了理学向实学发展的方向,许衡创造性地发展了宋明理学的理论。     

元稹诗文编年别解——《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元稹年谱》中存在误编、编年不确切、漏编的情况。其中编年失误、不确之处，或因考证不周，或因牵强附会，或因史实不明，根据元稹诗文、文献记载及有关人物生平事迹，可得出较为准确的编年时间。另有《东西道》、《赠陈宪忠衡州刺史制》等诗文未予编年，显属疏漏，结合元稹诗文及有关史实，可予编年。《元稹年谱》尚不完善，元稹诗文的编年工作尚待加强。     

《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的对立统一

威廉.布莱克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作《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从背景人物、语气心境和意象象征等方面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两种对立状态",即天真与经验,但他们又相互依存,相互弥补,缺一不可。就像"羔羊(善)"与"老虎(恶)",均属上帝之作,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人生从天真到经验之过程的对立统一,不仅对人类是生存必需,而且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歌《诗》"艺术的审美效果

《左传》中的"诗以言志",指西周至春秋时士大夫在朝聘、盟会、享燕、祭祀等场合中,常常或歌《诗》、或赋《诗》、或诵《诗》、或引《诗》言志,微言相感。考诸《左传》《国语》中所载的歌《诗》事例及二书中所载的音乐理论,歌《诗》艺术有三个方面的审美效果:"美其声";"‘礼’化了的诗的乐章之义";"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     

关注细节 生成精彩——《卖报歌》插图与《码头工人歌》片断欣赏

一幅黑白插图 孩子们在幼儿园时就会唱《卖报歌》了，所以我只复习了二遍。为了让学生体会歌曲的情感、品味歌词的内涵，我利用课本上的插图展开了如下的教学。     

元稹诗文编年异议——《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共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编年诗文计约29首,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诗文之后,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然后笔者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列举笔者的编年异议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简论晁补之《洞仙歌》词及其词史意义

晁补之是两宋创作《洞仙歌》词最多的词人,《洞仙歌》也是晁氏使用最多的词调之一,其缘由包括该词调本身的声情美、师友的创作引导和词人高风旷放的性格。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开拓了《洞仙歌》词咏物和游仙的传统,发展了词调的体制,在《洞仙歌》词填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理应获得更多重视与投入。     

审美意象与心理——《好了歌》与《好了歌注》文体比较

《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的解注,与《好了歌》同出现在《红楼梦》第一回,具有总纲的地位。两者体现的主题思想一致,但因文体不同,所传达的审美意象和心理感受却不尽相同。本文从审美意象和心理两个角度切入,比较《好了歌》与《好了歌注》在文体上的具体差异,以期更好地了解原著的精神文化内涵。     

西汉《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之比较研究

《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由于产生时代和祭歌性质的不同,在主旨、祀神态度、歌诗源流及其音乐特征呈现出较大差异的个性特征,由此可以窥见西汉祭祀诗歌的不同面貌。     

历史虚构的文学本文——以《兵车行》为例解读杜诗的“诗”与“史”

杜甫的诗歌一直被誉为“诗史”，而杜诗中“诗”与“史”是什么关系?本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结合古今有关评论，认为杜诗的“史”是虚构(也即诗化)的历史，而“诗”又往往用“史笔”，在艺术思维中用“诗性”的艺术思维，三相结合，形成其“诗史”之表达形式。“诗史”与一般史书的不同，在于其虚构历史和诗性艺术思维，而与一般诗歌不同则在于其运用“史笔”与作表现出来的史识．     

满目疮痍 诗中圣哲——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看“诗史”的特点和“诗圣”的人格魅力

杜甫之诗，以“诗史”而独步诗坛，其人，以“诗圣”而感化后代。本文试就《茅屋为秋风所破耿》（以下简称（茅》）简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