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桑林祷雨与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由于文献不足的问题,人们对商代在中国礼乐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论述很少.而商汤桑林祷雨为史书多处记载,是有商一代关于礼乐记载较多的事件.从此入手探讨<大濩>乐与<桑林>乐的关系兼及论证了阳城县为桑林祷雨的地望,认为桑林祷雨及<大濩>乐的制作反映了商汤把以民为本的道德准则和上帝的意志结合起来的治国思想,其中德治是其核心.认为商代礼乐的功用虽然仍以巫术宗教礼仪为主,但是也已经开始向治国和教化的工具转变.因此商代是我国礼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浅探礼乐舞蹈的儒学精神

整个封建社会是有礼必有乐,无乐不成礼的社会。所以儒家一直也将中国艺术道德化和政治化,因为当时的大儒也认为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可以作为教化工具,以便有政治上的功用。本文对周代出现的礼乐舞蹈中的儒学精神进行探讨：首先,就孔子＂乐与政通,文以载道＂的乐舞思想进行分析。其二,周礼恰好与孔子的乐舞思想相通。礼乐是对人伦理道德教化的工具,也是为王权服务的政治手段。最后,从道德、人格、教育等方面论述了孔子对礼乐的影响。     

上古华夏乐舞考

文献记载上古乐舞，自帝舜以下其名称与作者比较统一。舜乐为《韶》，禹乐为《夏》，商汤乐为《濩》，周武乐为《武》，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之乐记载混乱，这是由于华夏上古乐舞存在代际流传，一部乐舞既有其始作者，也有其重修者所造成的。比较而言，《吕氏春秋》记述古帝、王之乐，侧重于各乐舞的创作及流传过程，而《周礼》《礼记》等文献则侧重于记录古帝、王之乐的代表作品，因此所述也往往不同，这是导致古乐舞名称和作者出现混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乐记》所载孔子与宾牟贾讨论《大武》乐，充分展示了上古乐舞所具有的记事功能，为理解“王者功成作乐”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语境。     

五代殊时,不相(氵公)乐——先秦到西汉"乐"内涵的变迁

“乐”在艺术起源时期指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与“音”、“声”含义有别。经西周、孔子到西汉,乐被赋予了更多人为的意义,逐渐成为伦理、政治的载体;而音、声则背负了乱政亡国的罪责。这是时代需求折射在文化上的印记。     

神话：“幻想”与“谜语”

根据“上古图文”与“传世文献”之二重证据体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古神话并非古人“幻想”之产物,而是先民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上古“飞碟时代”之描述。先民没有与“飞碟时代”对应的“科技观念”和“科技语言”,他们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之所作出的理解和描述,就形成了以比喻、形似、隐喻、暗示等“谜语”形式说出的上古“神话史”。所以“飞碟观念”正是破解中国上古“神话一谜语”的金钥匙。     

论孔子的礼乐思想及其对素质教育的启示——以《论语·八佾》为参照

孔子思想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并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论语·八佾》中可知“礼”和“乐”的含义不同于上古时期,“礼”和“乐”是为了表现“仁”的精神本质,从而形成以“仁”为核心的孔子礼乐观,是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所在。文章立足于对该篇的分析,重点阐释孔子礼乐思想的文化教育价值,揭示孔子思想的现代性意义。它关注个体的存在与人格修养,崇尚“和而不同”的教育观念,并以人本主义价值取向作为提升审美能力与人格魅力的重要手段。     

先秦乐舞教育思想之探索

乐舞以它独特的功能,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先秦的乐舞教育,主要是指西周统治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充分体现“礼”的精神,为“礼”服务的一种艺术教育。它是礼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下面就先秦乐舞教育思想作些探索。一、先秦乐舞教育的形式先秦的乐舞教育有其完整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育措施以及教育方法。它大约在西周得以确立,孔子及儒家学者最后使它更加完善,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一     

五代殊时,不相乐——先秦到西汉“乐“内涵的变迁

“乐“在艺术起源时期指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与“音“、“声“含义有别.经西周、孔子到西汉,乐被赋予了更多人为的意义,逐渐成为伦理、政治的载体;而音、声则背负了乱政亡国的罪责.这是时代需求折射在文化上的印记.     

如乐之和：《文心雕龙》的“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注重节奏、崇尚和谐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它往往通过“以乐舞为喻”的象喻批评范式来呈现。华夏民族诗乐舞合一的艺术传统,是“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的学理依据。春秋以讫魏晋礼乐崩坏所带来的诗乐舞分殊,则为“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前提。《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学理论象喻批评的典范之作,对于“以乐舞为喻”批评范式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刘勰取譬乐舞以论文,打破了艺术门类之间固有的藩篱,实现了不同知识域的经验互通与话语共享,大大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言说空间。     

孔子对音乐教化功能的认识

儒家“乐教”思想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将上古“乐教”思想发扬光大，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礼乐文化的基石。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以“仁”为核心对“礼乐”进行了理论总结，使之追一步人间化、情理化。孔子不仅对音乐与教育、音乐与政治、音乐的审美、音乐的内容与形式诸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儒家音乐理论体系，同时提出了把音乐作为教化民隶工具的“乐教”主张。孔子对“乐”最重要的见解即认为音乐教育要引人入善，顺从天道，“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孔子对音乐教化功能的认识可概括为“教成于乐”和“调和人事”。     

中国传统礼仪用乐政治功能刍议

礼仪用乐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配合国家礼仪的奏乐形式,表现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构成形态。作为一种具有较强实践性的艺术形式,其在仪式中通过与仪式的展演相配合以达成特定的政治功能,具体表现为通过历史记事的方式再现统治者的政绩,通过乐舞使用方式、规模等确认仪式举行者身份,此外还具有协调宗族及统治阶层内部关系的作用。     

论周代礼乐文化中的乐舞艺术的象征性艺术精神

周代是我国历史上礼乐文化最鼎盛的时期。在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成为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祭祀活动在长期反复的举行过程中,逐渐程式化、秩序化,并形成为一种象征。周代的礼乐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泉征文化。贯穿于其中的文化精神是一种象征性文化精神,受这种象征性文化精神的影响,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艺术上就体现出一种泉征性艺术精神,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周代的乐舞艺术上。周代的“六大舞“、“六小舞“等都充满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体现出象征性艺术精神;周代的乐舞的队列,乐器的配制,乐舞的选用等,也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析东周乐官阶层社会身份与职责的流变

周朝的乐舞机构“大司乐”除具有行政、表演等职能外,还具有乐舞教育功能。在《周礼》中有明确的对音乐进行管理的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是既精通音乐专业技能,又肩负礼乐管理职责的乐官,由于统治阶级维护礼乐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等社会需要,西周乐官群体形成了一支组成人员高度稳定、专业技巧水准很高的从业队伍。由此可见,“五经、六艺皆儒家所传所教”的传统说法,其笼统粗疏已无可讳言。     

舜歌《南风》与弦歌传统

在儒家历史叙事中，舜是儒家德治理想的人格化身，德治离不开礼乐教化，舜歌《南风》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舜帝内圣外王的形象。中国史前时期的乐器出土较为零散，尽管无法得出虞舜时代就有八音齐鸣乐舞，但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乐舞则为事实。随着人类共同体的产生，就有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群体规则或良俗，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发展，弦歌的“乐合同”功能凸显。孔子对于弦歌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整部《诗经》都是弦歌的音乐作品，春秋时期的诗教、歌诗都是重要的教化活动，而春秋以后的文献则进一步阐发了乐教的社会功用，乐教亦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小议《尚书·吕刑》中的“皇帝”

《尚书·吕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刑法文献．其“篇文在先秦时被称引过十六次．为称引次数的第四位”足见其重要性。秦始皇焚书之后,《尚书》多残缺。     

清华简《四告》校读举隅

古代典籍经过历次书厄辗转传抄至今，难免有不少舛误之处。而出土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籍原貌，没有经过后人的缀续和篡改，可信度较高。有鉴于此，对《尚书·立政》与清华简《四告》进行对读，发现《尚书·立政》“咸”可能为“箴”之讹误，是周公对成王的箴告之辞。对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进行对读，可以发现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对《尚书》学研究大有裨益。     

释"诗可以兴"--论诗性生命的感发功能

“诗可以兴”是古人对于诗的功能的一种提示,它导源于上古祭祀活动中的乐舞兴情,确立于诗、乐开始分离之际。这一命题提出后,又经历了从孔子的启人思悟,经汉儒的感动天人,以至宋儒的兴起本性之善和明清之际思想家们有关激发生命元气的演化过程,而其要义乃在于感发生命,以实现向生命本原的回归。在“兴观群怨”诸功能中,“诗可以兴”实居于主导地位,且由此感通以造就和谐、合作的社会群体与整全、充实的人类生活,更是我们于诗歌艺术审美活动的期望所寄。     

《尚书》述略

《尚书》最早只叫《书》,汉代称《尚书》,《孔传》解释为,“上古之书”。《尚书》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又叫做《书经》。 《尚书》的内容都和政事相关,《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实际     

夏商周三代美育思想与礼乐文化

夏商周三代,礼乐教化的主要目的都是培养与血缘宗法等级奴隶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夏商时期原始的混为一体的“先王乐教”在西周时期已初步分化为“礼教”、“乐教”、“诗教”三种形态：“礼教”指与宗法等级政治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化、艺术化的教育;“乐教”即《周礼》所说的“乐舞”之教,主要是指音乐与舞蹈教育;“诗教”指《周礼》的“乐语”之教,“六诗”之教。可以说,西周礼乐教化观念已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对贵族子弟和国民进行艺术教育。     

明清礼乐制度的形塑与流变——以《清史稿·乐志》为例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礼”,即宗法制和等级制互相结合的礼仪;“乐”,即音乐,观其设立之根本目的,意在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明清时期的礼乐制度高度成熟,不仅完善了宋元时期“本人性情,礼乐兼有”的礼乐观,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更加细化。本研究以《清史稿·乐志》作为切入点,运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刍议明清时期礼乐制度的时代形塑,同时对明清时期礼乐制度所蕴含的时代思想及流变特点进行阐述,继而讨论礼乐制度在明清时期的形成、转型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