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元代的流刑

元代的流刑与传统流刑虽有形似之处,却是来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新的流刑,它脱胎于蒙古法的流远、出军等惩治方式,而披上了传统流刑的外衣。仁宗、英宗以后,流远、出军、迁徙等被整合到新流刑之内,反映了在日益汉化的历史背景下,流刑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流刑的靠拢或回归。与传统流刑相比,元代新流刑具有适用范围广,惩治力度大,且渗透利用民族差别进行统治的精神等特点。     

论北朝的流刑制度

流刑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所采用的主要刑罚手段之一 ,是封建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本文从流刑制度的源流出发着重探析了北朝流刑制度的成因和特点 ,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     

四位一体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为适应我军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观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军委作出了建立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本文从建立教育机制;制度与落实相结合;加强监督和惩处力度四个方面,将反腐败的四大措施统筹兼顾,相互联系,探索更加有效地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途径.     

元代刑法体系中的出军制度探析

元代出军制度起源于蒙古习惯法,入元后进入元代刑法体系成为减死一等的重要刑罚,仁宗延祐年间进一步发展,分为两个等级,构成了元代的流刑。元代流刑由于是在出军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呈现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元代出军制度的发展过程,很好地反映了蒙古习惯法与汉法相互结合与渗透的过程。     

中国古代"杂犯死罪"与"真犯死罪"考略

隋唐以降,死罪开始在原则上分为"真犯死罪"和"杂犯死罪"两种.前者多威胁统治,或危害礼法,故处死不贷;后者罪虽至死,然不必极刑,故尚存生路,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犯罪两分观".宋元相承,袭至明清,该制度日趋成熟,律例中皆详注二者之别,以为赦、减、赎、免之依据."杂犯死罪"成为传统五刑体系中流刑与死刑之间的固定刑罚,弥补了流刑作为降死一等刑罚惩处力度不足的缺陷.     

论秦汉刑罚中的“迁”、“徙”

我国秦汉的迁徒刑罚包括迁徙边郡、免宫就国或归本郡、謫戍、谪徙和迁虏等不同的惩治手段,它虽然和后代的流刑属于同一刑种,但是其地位和具体内容却不尽相同。秦汉的迁徙未被冽入正刑,处罚程度轻于重徒刑,有关的法规很不完善。从其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来看,我国封建社会在秦汉时代确立巩固,奴隶制下的主刑——肉刑不适应新生产关系的需要而被废除,而流刑得以发展推广,逐步填补了刑法体系中出现的空缺。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其内容逐渐完善,终于在北朝隋唐时期列入常用的“五刑”,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刑罚。     

大学生廉洁教育制度的创设途径与实效研究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理论逐渐丰富,方式不断规范,但也还存在常态化保障机制缺乏、监督力度不够、针对性与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主要是由于缺乏基本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高校和各级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足,不廉洁行为的举报、调查和处理不够透明,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各个环节与内容未能有机统一成为整体等原因。因此,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关键点在于——注重常态化、融合性与贴近性,完善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增强执行与监督力度、提高工作透明度,促进引导、教育、惩治一体化,实现新的跨越。     

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及对策思考

会计信息的真实有效是企业内外管理和决策的关键。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现象普遍严重,其成因主要有会计准则的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失效、有关行为人的素质或不道德行为及有法不依、惩治力度不足等。防治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要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健全有关法律体系和加大执法力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社会监督机制及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水平和道德素养。     

宋代配刑制度探析

宋初“折杖法”的施行，使封建五刑中的笞、杖、流刑设而不用，只剩下死刑、杖刑(包括脊杖和臀杖)和徒刑，徒刑的适用面也极窄，刑罚体系因此轻重失衡。宋朝政府将前代的配刑加以规范后广泛地适用，配刑遂成为宋代最主要的刑种。配刑在起源、性质、内容等方面均不同于流刑，也比流刑残酷。但由于配刑弥补了“折杖法”施行后刑罚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并能满足国家不断增长的工、杂役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故配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于四会市回龙村医疗现状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四会市回龙村医疗现状的实地调查,了解当前回龙村的医疗卫生存在着卫生所规模小、设备配置不足、药品缺乏、管理不规范现状、村民卫生意识差、卫生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有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监管力度不够、人力资源制度建设欠缺、宣传工作不到位等原因,针对原因提出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制度、加大宣传工作力度等措施.     

宋代流刑特点考论

宋代流刑虽然在刑名和内容上均沿袭了唐律中的相关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备,流刑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如:惩罚方式由单纯的流远变为流、杖、刺、徒数刑并用;适用犯罪从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十恶重罪扩大为一般性犯罪;犯罪适用对象也已不局限于死罪贷命者,还包括一些犯杂罪者甚至是轻微犯罪者;流放期限也从有期变为终生服役等.     

对累犯的从重处罚重新解释

基于人身危险性的特殊预防目的而对累犯进行从重处罚具有必要性,但从重处罚不应突破报应刑的限制,否则违背罪刑法定等原则,不符合保障个人权利的刑法发展潮流。报应刑是量刑阶段的主要依据,从轻、减轻以及免除情节等特殊预防情节辅助之;预防刑为刑罚执行阶段的主要依据。     

“缇萦救父”对我国死刑存废之争的启示

“缇萦救父”事件引发了汉文帝时期肉刑的废除。肉刑废除时立法技术有缺陷,这没有改变肉刑废除的历史必然性。死刑的废除也涉及到同样的立法技术问题,基于文明的发展,我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立即废除死刑,再完善立法技术。     

新旧两派视野中假释制度的对立与传承

假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刑罚执行制度,它有着深厚的理论底蕴,是刑事近代学派主观主义、特别预防主义、教育刑理论在刑罚执行制度上的体现。假释制度与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法律全球化、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全球背景之下,假释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具有极大的价值。     

赌博犯罪之立法不足及完善

我国刑法在赌博行为的犯罪构成设计和刑罚体系设置方面存在缺陷。对赌博犯罪的犯罪客体和对象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对赌博犯罪罪状归纳不合理,对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犯罪行为定性不当,没有规定强迫赌博罪;在主观立法方面也存在不足。应提高赌博犯罪的法定刑期,扩大量刑幅度,明确罚金比例和标准,加重罚金刑的应用。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之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肉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行政处罚中裁量权问题研究--以税务处罚为中心

行政处罚中裁量权的行使及其规制问题是行政法领域规范执法的关键性问题,税务处罚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亦是税收法治及税收公平的重要一环。本文从行政裁量权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行政裁量权在税务处罚中的实证分析及地方税务行政处罚实践,最终着眼于行政裁量权行使中的自我规制与外部监督,提出需兼顾内部裁量基准的细化与外部监督的具体化,以期梳理裁量权的争论点。     

论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尤为迫切和重要。刑法裁量上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刑、缓刑的扩大适用和死刑的减少适用,刑罚执行上的减刑、假释的扩大适用和社区矫正的大力推进,刑事程序上的无羁押诉讼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推行,都体现了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以教育改造罪犯,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有助于促进和平司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实务中的实践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政策,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坚持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区别对待、注重效果。在立法上,应当在限制死刑、完善自由刑等刑罚体系方面作修改。